后晋石重贵为了筹措军费，又收间架税，不过他改名为“屋税”。
    后周继之，一直到两宋，都没废除。
    间架税只是财产税的一种。
    就农村而言，按照田地多寡征税才是大头。
    这么合理的收税方式，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明朝又变回去了，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摊丁入亩，才再一次按财产而不是人头收税。
    夏朝与唐朝一样，财政收入一半左右来自榷税。
    榷税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税种叫做“榷税”，它可细分为榷盐钱、榷茶钱、榷铁钱等。
    榷税中最大一宗，来自榷盐钱。
    前唐末年，每年可收三四百万缗，而在懿宗朝那会，则接近五百万。
    夏朝刚建立那会，一年只有百余万缗榷盐钱，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以及对逃税行为的打击，现在已经慢慢超过唐末，达到了六七百万的庞大数目。
    榷盐钱之外，第二大宗则是榷茶钱。
    这个税种的历史不长。
    中唐以后，因为茶叶贸易的极大增长，这种商品渐渐变得引人注意。
    唐德宗时期，首次征收榷茶钱。当时数额不大，税率“十分取一”（10%），弥补的也多是一些临时性的开支，比如补充某地常平仓，给百姓平价供粮等等。
    唐德宗跑路后，与间架税一样，榷茶钱停征，因为这是“暴政”的象征——茶商与地方大族、官员公卿关系密切，自然阻力较大。
    但严峻的形势摆在那里。
    武夫们要军赏，平叛要军费，不收钱怎么办？难道一起等死？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官员士大夫阶级不得不妥协，同意割肉征税。
    德宗朝，榷茶钱每年四十余万缗。
    宣宗朝，增至六十多万。
    至唐末，大概八九十万的样子。
    夏朝每年征收的榷茶钱，则达到了百余万，是榷税的第二大来源。
    这两项之外，还有榷漆钱、榷马钱等等，很多……
    不过，前文也说了，中唐以后，便是“量出为入”这种操蛋的征税方式。
    量出为入，意味着税率未必固定，征税对象也不一定就是那几个。缺钱的年景，以前不收税的东西，可能就要收了。财政稍稍宽裕一些，再停征。
    比如榷酒钱，就有些年份收，大部分时候免税。
    说来也挺神奇的，收税只有收得停不下来的。但唐代的一些税，却真的只是应急征收，今年收完，下一次收可能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收个一两年，然后又停了，让人难以理解。
    说量出为入，就量出为入，还他妈挺遵守财政纪律，开支控制得不错。
    “罢了，明日回京，朕和他们细说。”邵树德想了一会后，道：“与波斯人也打不了几年了，而今四境太平，该厘清财政了。量出为入，朕不太喜欢，要改一改。”
    邵树德记不清他几次想改革财税制度了，但总是有用钱的地方，逼得他不太敢改。到了现在，他算是想明白了，好时机是不存在的，永远都有用钱的时候，钱永远都不够用。
    再等下去——没几年好等了。
    三月十五日，回到京中的他召集政事堂、理蕃院及两衙枢密院官员问对，令其制定一个新的财政框架出来。
    不仅仅包括税种、税率，还有各道承担的比例。
    姑且算是大夏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财税改革吧。
    第026章 财税改革之二
    三月下半月和整个四月，朝廷主要职能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新的税收框架。
    是的，仅仅只是“框架”而已，还不是细则。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长时间来完善。就目前而言，能整出大致框架就不错了。
    四月底，户部尚书杜晓呈递了一份《税则》上来。
    邵树德打开看了看，随后沉思良久。
    “杜卿果有大格局。”邵树德突然展颜一笑，道：“你建议恢复宰相判三司的制度，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臣一心为公，不做他想。”杜晓答道。
    邵树德微微颔首，他相信杜晓说的是真话。杜家兄弟也算老臣了，格局没那么低。
    所谓宰相判三司，是唐代财政危机时出现的制度。
    三司，即户部、盐铁、度支三个部门，前两者是来钱的，后者是花钱的。
    唐中后期，因为叛乱多发，开支浩大，财政对于朝廷愈发生死攸关，于是令一位宰相“判三司”，专门理财。自此，这三个互不统属的部门由挂着“判三司”头衔的宰相直领，已经在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的财政收支机构。
    唐末混战之时，朔方军的财政由供军使衙门管理，实行军事统制。
    开国之后，逐渐移交回户部。
    现在，作为户部尚书的杜晓建议，仿效唐代财政危机时的做法，专门建立一个征税、出纳机构，由宰相直领，提高其地位。
    毫无疑问，这是把自己的权力往外剥离，不容易。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作为官场老油条，杜晓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是谁，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固然会被户部骂，但那又如何？圣人记着他的好就行了啊。
    “租庸使这个名字不好，改成税务使吧。”邵树德又道：“两税法已历一百四十年，不是租庸调时代了。税务使之职攸关国计民生，可凭此职入政事堂为相。”
    “陛下圣明。”杜晓赞道。
    邵树德继续翻看《税则》。
    朝廷税收，大概可分为田税、商税两大类。
    田税顾名思义，面向农民征收，分户税、地税两大类，除少量现金外，大部分是实物，由地方官府负责征收。
    田税中的大部分，如粮食，并不一定会解送至中央，因为长途转运消耗太大，如非必要，一般存于地方上的仓库内。
    县有县库、州有州库、国有国库，户部会定期派人巡查、对账。
    监察御史也有权力检查。
    相对高价值或轻便的物事，如布匹、皮子、铜钱等，转运至中央的比例就高多了。战争频繁时，地方上甚至一点不能留，全部解送进京。
    “前唐藩镇割据时期，定下了两税三分的原则，杜卿觉得如何？”邵树德的目光落在田税那一部分，问道。
    两税三分的意思是收取到的户税、地税，三分之一留州，三分之一送使（节度使）、三分之一上供（解送朝廷），比例相当清楚。
    “臣以为，诸道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杜晓说道。
    这就是聪明人。
    圣人提出分税制改革，不就是要厘定各道田税该怎么分润的问题么？
    按照传统的两税三分的原则肯定是不行的了。
    那样的话，留在地方上的田税将达到三分之二，朝廷只得三分之一。地方上有充足的资源搞建设，朝廷凭空少了一大笔收入，自然不开心。
    说白了，就是中央与地方争抢资源的问题。
    况且，诸道的情况确实不一样。
    像安西、云南、辽东等道，就算将三分之二的田税留在地方上，也是合理的。
    以安西道为例，当地还在打仗，屯驻了大批兵力，自己所产的粮食犹嫌不足，还需从外界输入，你再把田税运来运去，不是自找麻烦，徒增消耗么？
    当地目前执行的实际是全部田税留道、留州的政策。
    而没有战乱，或者说田税比较充裕的地区，则可适当提高一些比例，朝廷拿走一半甚至更多，都是可以的。
    “朕亦是此意。”邵树德说道：“江淮诸道，太平无事，又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河北地平无垠，沃野千里，朕觉得一半以上可为上供，甚至更多。具体比例，你们再议一议。”
    “臣遵旨。”杜晓倍感压力，这事没那么好办，怎么调整比例，都会挨骂。
    假如圣人要从江南收走七成田税，而安西道田税全部留在当地，江南人能乐意么？这还算好的，在实际执行中，很可能还要给安西道补贴，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田税不够用，还需要从别的地方调入……
    以江南之财赋，养北方之劲兵。这是圣人提出的基调，果然非常形象。
    “现在说说商税。”邵树德招呼杜晓坐到他身旁，指着榷税一栏，说道：“你建议裁撤一些税种，甚好。一年收不到几个钱，反倒弄得鸡飞狗跳，百姓不安，确实该停征，甚好。”
    榷税林林总总几十种，第一名年收几百万缗，最后一名年收几百缗。
    虽然收得少，但一样扰民，徒增厌恶，可能征税成本都不能覆盖，不如取消。
    对了，榷税是朝廷直接收取的，与地方无关。
    如榷茶钱，可以理解为针对茶叶这种商品的消费税。
    后世中国一共有十五大类的商品，如烟酒、鞭炮焰火、高档化妆品、珠宝玉石、成品油等有消费税，其他品类没有。
    此时一样，盐、茶、漆、铁、煤等少数商品有榷税，大部分没有。
    中唐以后，朝廷为了收盐税，派出榷盐使；为了收铁税，派出榷铁使。
    最初只有这两种榷税的时候，朝廷专门设了一个盐铁使来总领这些税收。
    盐铁使在各镇有分支机构，专事征税。
    后来加入了茶税、漆税等，名字没改，仍由盐铁使负责。
    这些直属于朝廷的征税机构，理论上与地方藩镇无关，藩镇也无权干涉他们的工作。征税遇到困难时，朝廷派往各镇的监军还要督促节度使协助征税、转运。
    可以说，榷税才是朝廷财政的命脉，因为这是独属于朝廷的税收，无需与地方分润——理论上而已，实际情况较为复杂。
    “诸般杂榷减免三十余万缗，然加征榷酒钱，是否合适？”邵树德问道。
    “陛下，臣等以为，杂榷已废，百姓所受滋扰减少，而今只多收一个榷酒钱，当无大碍。”杜晓说道。
    说完，他又详细解释了一番。
    杂榷收不到几个钱，但税吏上门，趾高气扬，扰民极盛。
    伱减少一个杂榷，百姓受到的滋扰就少一分。
    这么一算，罢免了十来个杂榷，百姓——主要是从事该行业的商人——的日子要好过很多，心里舒爽了。
    在这种情况下，加征一个榷酒钱，委实算不得什么。
    “前唐上一次收榷酒钱是什么时候，所得几何？”邵树德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