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科树厂长说：“就是，就是，他也不组织写手们来个爆更啥的！”
    吴杰厂长的光头在灯光下闪着八卦之光，探了过来，说：“一定是一个女的，这小子要双开了。”
    穆木厂长小声把人名说了出来。
    吴迪厂长本来装着不在意，但是当他竖着耳朵听到名字后，说：“这小子疯了！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嘛！！”
    穆木厂长竖起来一根手指说：“别让女人们听到，她们太八卦了！”
    就是，就是——
    同样的这个晚上，平西王吴三桂的心绪也起起伏伏，安生不下来。
    在给吴三桂颁平西王金册金印的那一天，也就是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八日，鞑虏朝廷又向他布了出征四川的命令，全文如下：
    四川逆贼盘聚，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大军，入川征剿。凡事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计议而行。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军机不遵号令应处者，听王便宜从事；若罪大不便自处者，指名参奏。其应用粮饷，会陕西四川总督巡抚料理支给。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管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
    王受兹重任，其益殚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宽朝廷西顾之忧。钦哉。
    这份鞑虏“敕谕”，指授三桂用兵四川前后的大政方针，对军队内部和对敌人的政策也做了具体规定。
    为了鼓励他早日取得成功，鞑虏朝廷授给他比以往更多更大的权力，例如，奖惩生杀皆由三桂自主决定，除特殊情况，不必请示朝廷。
    平定四川后，凡军事方面事务，都按三桂的命令办理。
    这就把地方的军事大权都交他掌管。敕谕中还特别规定，各文武官员谒见三桂时，必以王礼。
    这些都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即使多尔衮在世时，也不曾授予他如此之多的权力！
    还要什么样子的信任来表达鞑虏对他平定四川的殷切希望？
    其实之前鞑虏已多次进川剿抚。
    最早是在1645年十一月，刚刚剿灭李自成部农民军和南明政权之后不久，执政的多尔衮便腾出兵力取四川。
    当时，命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与李国翰等“剿四川”。
    攻击对象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而大规模进兵征剿，是在1646年正月，命和硕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精兵猛将，向四川动了强大的进攻。
    当年十一月，就传送捷报：“献忠伏诛，四川平定。”
    鞑虏自以为太平无事，岂料两年后，四川又动乱起来，张献忠余部在四川各地起义暴动，明宗室也趁机起兵，欲夺回已失去的权力。
    事实上，南明取得了名义上的成功。
    因为鞑虏接管了四川后，又出现山陕的动乱，他们地方驻军不足，没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所以当张献忠余部，以及明朝遗臣等又组织抗击时，就打乱了鞑虏在四川的统治。
    他们攻城略地，纷纷把鞑虏官员驱逐出境，或活捉处死！
    这正是1648年后出现的形势。
    几乎同时，在山西大同，有姜瓖叛乱，引起山陕两省大乱。
    山陕为京师右臂，近在肘腋，多尔衮把大批兵力和能征惯战的将官都用于这两处，甚至他还两度亲征大同，把山陕的叛乱放在他处理问题的要位置，远在四川的叛乱，一时顾及不到，只好先听任下去，等平定山陕之后再作打算。
    在将近四年时间，鞑虏以很大的代价平定了山陕，这才考虑并迅做出决定再派大军进川，恢复它的统治。
    当时的吴三桂与李国翰部，兵力既强，足以对付那里的反抗的武装力量；还有，从汉中入川最近。
    吴三桂进川前，四川已经半是南明永历政权的天下了。
    本来大好的一盘棋，恰恰被那些所谓的反清复明的地方军阀下坏了。
    当他们趁着鞑虏留下的兵员少，高举着大义的大旗，重新夺回了原先的地方时，更多上演的是内部的撕逼大战！
    其间的各种乱战，互相攻击，争城夺地，兵连祸接，把四川搞得一塌糊涂。
    这时他们还各自有南明授与的各种荣誉称号呢，全是侯伯级别以上的。
    他们互机攻击的次数之多，死伤之惨烈，汉唐集团只能扭头不看。
    人自救，才会有天救，这是一批无法救助的人，他们还可能觉得都是别人的错。
    汉唐集团只能把目光对准了此时的平西王吴三桂。
    此时，驻守在汉中府的平西王吴三桂，也早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汉唐集团，只不过一个是靠着历史资料，一个是靠着报纸。
    汉唐集团海安大队长江支队的何马象队长，在成功踢飞了定远侯郑联之后，又接收了他的一部分手下的支援，便开始在《汉唐时报》上大言不惭地鼓吹着“天神之鞭”的计划，当然，太多是暂时完成不了的任务，但是，那些话真是吓人呢。
    特别是他们真的有能围歼二十万鞑虏大军，取下南京与九江如吃糖块般的战绩——
    平西王吴三桂在鲸油蜡烛的照明下，看完了又一期的《汉唐时报》后，狠狠地把报纸摔在桌子上了。
    这是哪里来的海盗集团？！长江口尽失！！
    自明末农民大起义迄至刘文秀部取四川，各派政治军事势力对四川已是数进数出，全是狗战，不想提的。
    这期间，如加上鞑虏的小规模的入川战斗，就不止是两次入川了。
    平西王吴三桂是在各派力量反复较量之后入川的，所以，他这次出征四川，对于鞑虏完成对四川的统一，进而实现向云贵胜利进军，确立它对全国的统一，都有重要意义。
    平西王吴三桂在四川的胜败，不仅关系着西南广大地区的政治前途，也关系着鞑虏的统治能否稳定。
    这是一个考验，是鞑虏对平西王吴三桂的考验！
    他最终赢得了这个考验，经过艰难的战斗，加上主子的信任，他真的打败了刘文秀，平定了四川，下一步就要是云贵了。
    但是，就时候出现了汉唐集团这个该死的海盗集团，一切又都增加了变数——
    第六百九十四章 这是一个考验 续
    平西王吴三桂略定四川后，奉命仍回汉中府镇守。
    这里面有四五年光景，他没有参与战争，尽情享受自入伍以来难得的太平之福。
    虽说汉中一带屡经战事，百姓生活艰难，但他有鞑虏朝廷的优待，凭其王爵，他的生活仍不失豪华的气派。
    鞑虏朝廷并没有忘记他，不时地向他个人加恩增秩，而且惠及子妻。
    人们都不怀疑，吴氏家族日渐显赫，正在急上升之中！
    这时，他身边的文人开始多了起来，他也组织起自己的幕僚团队。
    平西王吴三桂本人及家中子妻的显荣，是同他不断赢得的战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的确，平西王吴三桂在四川的新胜利，使他个人在鞑虏朝廷的地位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因为鞑虏朝廷从他在四川和以往的争战中，看到了他的一系列胜利，已把他视为一位战无不胜的将军威名远扬的王爷！
    鞑虏朝廷从伪帝顺治到大臣，对他是满意的，甚至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行动。
    因此，他们很慷慨地频频地向三桂颁赏施恩。
    在这方面，他们是丝毫不吝啬的，因为你现在太有用处了。
    先前，当刚刚传来四川的捷报，伪帝顺治就大为高兴，先指示兵部要给三桂奖励，特从内库内监拨出衣帽马匹，赏有功将士。
    无须论功，平西王吴三桂该得最高赏赐：貂帽一顶貂袍一袭貂褂一件靴一双镀金玲珑鞓带一束镀金玲珑腰刀一口镀金甲胄一副镀金玲珑撒袋一副弓矢一具镀金玲珑鞍辔一副马一匹。
    赏给三桂的这些物品，大都是皇宫的御用之物，如貂皮最为名贵，其他各物均镀金，也非一般功臣所能得到的宝物。
    刚赏完平西王吴三桂皮草用品，又施恩于他的长子吴应熊。
    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八月十九日，伪帝顺治钦命，将他父亲太宗的庶妃奇垒氏所生第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吴应熊。
    这里面就是那个写手，被称为金大侠的写手出彩的一个地方了。
    无论如何说吧，把吴氏父子写臭了，好人坏人先不说吧，弱智是真的了。
    都到不像样子的程度了。
    嫁吴应熊的是鞑虏伪太宗第14女，也就是伪太宗的最小女儿。
    她生于何年，不见记载，但已知她去世是在17o4年，时年63岁。
    据此推算，她应生于崇德六年（1641年），出嫁吴应熊时，年仅13岁。这位名副其实的少女公主，跟伪帝顺治是同父异母。
    伪帝顺治钦命赐婚，实则是鞑虏统治者对平西王吴三桂功劳的又一次崇高的奖赏。
    他的身价倍增！
    1654年二月，伪帝顺治又接着授吴应熊为三等精奇尼哈番。
    当然这时，儿子吴应熊要一直留在京城当人质的，这事情不用多想的，你懂的。
    其实，四川地区尚没有完全平定，只能说成略定。
    这个时候如成都嘉定等重要城镇仍在南明永历政权的控制下。
    还是在保宁击败刘文秀部后，平西王吴三桂向朝廷“议进取成都，以为根本”。
    即要在成都省会之区，“立根本，设以重兵”，“有贼拒战，无贼则耕，根本既立，庶可渐次进取”。
    伪帝顺治赞赏他的建议，“真为国家久远之计”，说得很正确。
    但是，伪帝顺治又说，大兵驻扎成都，“路远民稀，钱粮转运维艰。”眼下还不能采取行动，要三桂与李国翰“暂回汉中”，他所属的四城壮丁，移至沔县一带分驻。
    他便回汉中驻扎，“待上命而动”。
    这里面有猫腻了，四川的主力部队打残了，再来一把子力气，四川全面安定。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伪帝顺治差起了钱粮来了！
    而且，如果历史不生变化，伪帝顺治会笑看汉人文臣李国英和平西王吴三桂上演一场撕逼大战。
    就提几句啊。
    四川巡抚李国英上奏言，说云南贵州还未平定，征兵转饷，因一隅之地，而拖“累数省已安之民”，旷日持久，势必“坐而自困”。他又说，以我强大兵力，还不能平定，不是我兵不强，粮饷不足，是“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纯功罪之念，先入于中”，却把忧患都推给了皇帝一人承担。
    吴三桂看了他的疏言后，很恼火，于七月十二日上疏，反驳他的不实之词。
    他先说明，取成都为根本之计的建议，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而李国英是在他之后才说这番话的，不过是他已的议论罢了。
    所谓“畏避等论”，不知他用意何在！于是，他进一步阐明他的方略，以成都为“根本”，将来“进取滇黔皆有基，而接济亦可资一臂之力”。
    这样，守也可守，战也可战，操掌主动权，“始称一劳永逸”。
    如李国英随便说的，“驻镇保宁一隅”，恐非得算。为表示他的决心，他坚决要求出征，愿率领在四川的各镇官兵为前驱，“进取成都嘉定”，待收复之后，如让他共守，他可把属下官兵家口迁入成都；如命巡抚固守，他仍带部属回汉中。
    他又说，目下“南方多事，狡寇狂逞”，他不能安居汉中。如“皇上不以臣为无用”，请下命令，独当一面军事，“臣何敢辞焉”！
    他要求朝廷早定机宜，他随时听候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