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官河的房子参参差差，全是砖墙草盖，青色的土砖，淡黄的苇草。北风起时，屋顶上会落下好多腐朽的草杆子，捡起一根来放在鼻下嗅，有一种湿润的香味。
    南河边的人每天起得很早，太阳还没露脸时便端着一个大瓷碗，有男有女，或蹲或立，在河边，像晨鸟一样吱吱喳喳，吵得人睡不着觉。碗有小面盆那样大，大多是油炒饭，也有面条，很少有人喝粥，喝粥不熬饿。
    天麻麻亮，会有人敲起脸盆，大喊一声：“别话多，快收拾收拾上船。”这个人是三队的队长小裤子，此人很有威信，听大人说是从南京什么厂下放回来务农的，还是个党员。
    然后生产队的男女老少收拾木桶、镰刀、饭盒、茶水、香烟，十几个人一组，分乘五六条木船，一根竹篙，迎着晨曦驶向九里湾的田野。这个大部队里面有我的母亲，我的外公，我的大舅舅。
    白天，南河边就全是老弱病残了，像我外婆这样的，身体单薄，三五年没下过田了。还有邻居家的姑娘红粉，先天性心脏病，二十多岁了还尿床，自然也下不下地。人人都怕小裤子。但我知道有人不怕，那就是我的外公和我的母亲。外婆不下田也有工分的，二分工，而红粉没有。我有点不理解，不理解归不理解，心里还是很自豪的。
    红粉除了在家吃饭，就到外婆家玩。那时我有个表姨，小儿麻痹症，用凳子走路。再加我一个，四个人，用一副不全的扑克打五十k，输了就刮鼻子，我怕刮红粉，她鼻子像一块冰。打累了就围着一个烘炉子，在炭火中埋上玉米粒，炸米花。我们口中念念有词：“搂蚕豆搂碗豆，搂到江南翻跟头。”啪啪啪一连串地爆出香味，满屋子暖暖的香气馋得让我掉口水。红粉眼睛细，眼神不好，从来抢不过我们，只能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把米花塞进嘴中。那时我觉得她真的很无用，连我的瘸姨娘都不如。
    外婆上街买菜，我们三个就从铺席下面抽出一个残破的本子，上面歪歪扭扭抄着好多电影歌曲。我们便引吭高歌，“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无限好了喂……”红粉会唱很多歌，我们所唱的全是她教的。她的声音很低，好像不敢唱出来，但教得很认真，一句一句的示范，并更正我们唱错的调。只有这个时候，红粉才变了一个人似的，眼睛里面放射出满足沉醉的光芒。每当此时，她便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像冰块一样，但我觉得她比我摊姨娘漂亮得多。
    那个下午，响雷下雨，几船的人水淋淋地从船上爬上岸，顾不上拿生产工具拼命往家奔，惊魂未定地躲到铺上，听着外面疯狂的雨声和雷声。不知什么时候，母亲拧醒了我，说：“红粉要死了，快起来。”这时，外面很静，雷声已经非常微弱了，像一只快死的老牛，只是远处还有些许红色的闪电。
    我们到红粉家时已经一屋子的人了，红粉躺在堂屋的草席上。站在我前面的外婆一把抓住我的手，很疼，但我没敢叫出声来。人缝中，我看到她的嘴唇似乎在动，她还活着，但她的父亲说，心已经不跳了，还说死了好死了好死了好。她的母亲也没有哭，只有她大姐，不住用毛巾擦眼睛，她的几个哥哥，像木偶一样呆立在她的身旁。
    我听到外婆轻轻地说了一声“红粉真要死了”，便松开我的手，一转身出去了。后来小裤子来了，说：“大家散散吧，明天还要下田。”于是，人陆陆续续地走了，母亲一把抱起我，骂了一声“活德行”，便走了出去。我回头看了一眼，红粉躺在堂屋的中央，很小很小。
    一切仍然那么宁静，下田的下田，只有红粉家忙了一整天。据说，第二天一大早就埋到了九里湾。
    那年，我和朱宏秀离开了下官村，定居到了昭阳。
    同年，昭阳撤县建市，市委书记吕钟调到地级市海盐担任副市长。吕钟是外乡人，当兵出身，但文化不低，经济帐算得比任何人都精，人称“铁算盘”。又是个诗词迷，开会讲话经常引用古代诗词。有一次开会引用了《红楼梦》中的句子“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并作了详解。此联在第二回中。贾雨村的知府老爷没当上一年，就被革职。心中虽然惭恨，表面仍嘻笑自若，把当官搂的钱财和家小送回原籍，自己就担风袖月去游览天下胜迹。后来到维扬林如海家做了林黛玉的老师。一天偶游郊外，在破庙智通寺山门上看到这副对联，意思是讲明明已经拥有很多了，却还是不想停下来，继续为贪念所控制，一错再错，直到泥足深陷，才发现已经无路可走，想浪子回头但为时已晚。
    他还从一只花瓶谈到反腐。一般的花瓶上往往写吉祥之语，但写上反腐败的诗句则很罕见，金元时期的“玉壶春瓶”距今已近千年。这件耀州窑所出的瓷器，白底酱彩，上绘玄纹，腹部竖向写有“诗曰得字知，天清日月旨，地清百年生，官清王法正，家清出官人”的反腐败诗句。金元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老百姓备受官吏的欺凌，这是反腐诗句诞生的历史背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位工匠的“胆量”真够大的。如今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国家，老百姓胆量更大，你的腐败让老百姓不舒服了，他们就会造你的反。
    一时间大家对这位新书记敬仰有加。
    有人说吕家有个叔子在北京做副部长，到昭阳只是个短暂的过渡，提拔到海盐是迟早的事。今天又有人说，吕钟到海盐这一步仅仅才是个开始。吕钟临走时很多人为他饯了行，有的直接送了钱。谁都没看到，不能当真。
    吕钟搬家时正值隆冬，海盐来了几辆卡车把家当全部运走了。运走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晚上运谁也不愿意问。反正在这次人事调整中个个都有收获，阮子雄也是有收获的，拨正做了市长。连我的爸爸肖扬东也升任了团市委一把手书记。我们这次迁居昭阳，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天，肖扬东、三宝、王成等人到阮市长家庆贺，阮子雄招待他们吃了家宴。家宴是最高级别，只有自己人才能享受得到的待遇。
    酒桌上就听阮子雄一个人说话。他说，做官就好像做生意，一万块钱难做，十万块就好做多了，假如一百万一千万，这生意就根本不要烦神，只会赚不会亏。上了一定的台阶后，就无需迎来送往了，遵守游戏规则，各守各的码头，自然会有船停靠，有船停靠就有生意做。这是官场千年不变的定律。阮子雄的肺腑之言，好像是专门说给三宝听的。
    老实说，过了女人关，过了上司关，三宝的前面应该一片坦途了。现在他及时和张玉兰拉开距离，消除了一些人的怀疑；和费春花形同冰水，不升温不降温，这段私情知道的人不多，成不了威胁。至于其他琐碎的艳遇都是插曲，终归是传说，谁也没亲眼看见。
    提到升迁，阮子雄就笑了，其实他真的不想做什么官，有的吃有的喝有女人睡就行了，古人云“高处不胜寒”，权力大了风险就大了。当初吕钟引用的那句诗他记得很清楚，做了官必然会失脚，与其如此不如不做，所以对于这次职务上的升迁他是不悲不喜。
    几个人把酒喝得底朝天。酒很烈，60多度，五粮液。烈酒又一次点燃起三宝心中的熊熊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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