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在熙宁年间重用王安石变法，这一次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从事改制。
    元丰二年三月，徐州知州苏轼调任湖州，四月在湖州作《湖州谢上表》上书宋神宗。
    这其实只不过乃是例行公事的上书奏折，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两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苏轼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恰巧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曾有斗法，司马光给王安石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而“新进”则又隐喻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其《上神宗皇帝》书里曾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被罢相。
    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且他又欧阳修门人也是文坛的领袖。
    值此之际，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于是御史台就出谋划策应运而生有此一计。
    适逢苏轼《湖州谢上表》里的那几句话有拂上意。事情又千般巧了万般遇，当时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随后又有李宜之、李定等一众政敌尽皆不约而同杀到一起，于是大家一起上书陈词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更是有拂皇上，甚而至于有人强烈要求对苏轼进行斩首。
    李定更是举了四项理由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要求对苏轼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又有苏轼好友听到这个消息，赶紧送信苏辙，才派人去了湖州告苏轼，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日：‘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苏轼知悉后，恐逃不过劫，马上就找了家人，更是和王闰之交代了一些后事，苏家人当时处于非常惊恐的状态中——“老幼几怖死”，情急之下将招致灾祸的诗书“悉取烧之”。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皇甫遵到湖州之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苏轼方才出之。祖无颇连忙提示:“衣服，衣服。”苏轼说:“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无颇提醒道:“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否则更是给人以罪名”。于是苏轼又复才穿上官衣官靴，面见钦差皇甫遵。
    此时，太守官衙上空突然一团无形气流出现，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余某人就恰巧看到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一见下面处于浪峰之巅的苏轼，我就好是一阵郁闷，怎么又是劳苦命，一来就是忒伤神！
    但见苏轼出得门来说话：“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苏公，不至于此！”皇甫遵淡然地安慰着苏轼。然后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过是说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一听此事，大家自是明了个中事由，想来也是这个知州太守冲撞了皇上，于是乎太守官衙的那些人尽皆吓得手足无措，尽皆避之如瘟神，无不躲藏。
    皇甫遵虽然如斯安慰着苏轼，但却毕竟还是御史台的人，更是奉了皇帝之命不得怠误，乃实打实地按照官府流程办事，把苏轼脚镣手铐带了，又用大囚车囚了苏轼一路北上皇都而去。
    一行人押着苏轼，其中途经扬州江面以及当初太湖时，苏轼怕他的案子会牵连诸好多朋友三番五次想跳水自杀。
    皇甫遵也是拿他没法，如果苏轼就此死了，自己也不好交差，于是就一番好言相劝晓之厉害，言之其若就此而亡，自己倒是一了百了，但家人以及苏辙又会麻烦加身，于是也只有静待等死。
    但苏轼那会知道自己这一等死，却又应了古人的“路到桥头自然直”、“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无绝人之路”的说法。
    一行人一路紧赶路，苏轼自被逮捕后二十日，就于八月十八日送进了京都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苏轼被正式提讯。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苏轼《八月十五日看潮》里所写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居心用意，苏轼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
    神宗大怒，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
    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
    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时至九月，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
    包括王安石罢相的次年，苏轼寄赠司马光的《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
    然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
    一时之间，新党一众人等大都执意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而旧党之士的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
    不过苏轼声名盛下，自是有大批人救护。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祈求刀下留人，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说实在的，这一路也是惊险连环，苏轼自己也认定了此次在劫难逃，若不是害怕拖累家中老小还有一众亲朋好友，他早就想自裁了断好少遭受一些罪受才好。
    莫说是他苏轼，即使是我这个后世的看过一些史书知道苏轼不会就此而死却也好几次担心这次是不是又是资料记载错误，苏轼会就此因“乌台诗案”而陨。
    然，最后却是王安石也以宋太祖定下的“不杀士大夫”上书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于是，在敌我双方一众粉丝的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以保命而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元丰五年，心中有无尽的忧愁无从述说的苏轼来到黄州两年之后，仍是一天无所事事只能四处游山玩水放松情绪。某日正巧来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此处壮丽的风景使作者感触良多，更是让其在追忆当年三国时期周瑜无限风光的同时也感叹时光易逝，因写下千古绝唱之《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千古绝唱出，苏轼方才真是应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想来也是，要即使有着那么多的阅历，要不是那“乌台诗案”贬至黄州，却又那会有这千古绝唱唱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