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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

      “可不是哩!周主任一上任,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有四五十个哩,都是从各村拉来的。”“为什么劳教这些人?”田福军问。
    “唉!你两个是上级领导,我也不敢胡说……”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
    “不怕!你说!”张有智对刘志祥说。
    “你说说情况,志祥!我和有智都了解你。”田福军也亲切地说。
    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说“其实照我看,都是些鸡毛蒜皮事!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怎个‘劳教’法?”张有智问。
    田福军扭过头对有智说:“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刘志祥说:“周主任今年的王法比这要重得多!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了,还给上刑法。
    贾家沟那个人的胳膊都打坏了,因此受不了这罪,就和羊湾村的那个民工一起跑了;羊湾村的这个人更惨,吊起打了半晚上,十个手指头都展不开,脊背黑青得象冻茄子一样……”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智。张有智气愤地说:“这成了国民党了!”
    刘志祥为张有智的这句话惊讶得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竟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地说:“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就象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你们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嘛!”“是的,”田福军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象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整群众,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刘志祥又补充说:“文龙还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武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中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旁,抬起头说:“这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志祥!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我们再和他上话……有智,你说呢?”
    胖胖的张有智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想了一下,说:“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干脆这样!咱们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个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张主任说着,就被他的这些话把自己先逗笑了。
    刘志祥也笑了,说:“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也不好说什么!”
    田福军没笑,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有智的意见。这时,刘志祥突然叫道:“啊呀,你看我这人!光在这说话,都忘记给你两个安排饭了!叫我赶快到灶房去说一声!”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志祥你不要忙饭!你也不要给我和有智专意安排,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和他谈过以后,我们晚上争取再赶到石圪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回柳岔来……”张有智问刘志祥:“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哩?”刘志祥说:“这是刘坪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她就又跑来找我。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批准……”“让她回去!”田福军说。
    “那好!让我现在就过去让她走!”刘志祥说着就出去了。
    不一会,那个妇女竟然哭得泪水满面跑过来,对田福军和张有智说:“啊呀呀,我咋盼到包文正了,我再一世都忘不了你们两个青天大老爷……”田福军和张有智苦笑着,劝慰这个妇女赶快到医院去看她的箔…那妇女走后,刘志祥就带着他俩去隔壁公社灶上吃饭。
    他们进入灶房后,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揭蒸笼。房子里还有一个胖老头,不象是炊事员,穿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叽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个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
    刘志祥悄悄对县上的两位领导说:“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都随便……”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地大吃二喝!
    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地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
    田福军和张有智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
    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两千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十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里。
    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时,正是民工们休息的时候,河两面的山坡上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正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阵。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就大声喊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过这边来。
    这两个干部先后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
    田福军和张有智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
    这两个人回答说,本来有五十六个人,但昨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五十四人。
    田福军对他们说:“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
    张有智立刻又补充说:“再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武装专干问:“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
    刘志祥瞪了专干一眼,说:“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
    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
    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这些被劳教的人员刚释放,整个工地一下子就沸腾了。人们立刻一传十,十传百,说县上来了两个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
    民工们马上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帆布蓬前涌来。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象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智跟前来,五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樱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踏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智赶紧扶起他,给老汉说了半天安慰话……田福军立即对公社几个领导指示: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粮站换成好一点的粮食;再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时给予治疗……刘志祥掏出笔记本,把田主任的指示都详细记下来了……在返回公社的路上,几个领导人谁也没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地不满意蔼—岂止是不满意……本来,田福军和张有智准备等周文龙回公社来,但这位主任赶晚饭前还不见人影。他们就连晚饭也没吃,坐着吉普车又去了石圪节公社。临去石圪节前,田福军给刘志祥留话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返回到柳岔来;并让他转告周文龙,把捉回来的那两个农民也立刻放掉!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三章
    周文龙带着几个扛枪的民兵,高度紧张地在羊湾村和贾家沟跑了一天,还没把两个逃跑的“阶级敌人”捉祝白天捉不住人,他估计这两个“逃犯”大概藏在周围的山里了,就决定晚上“守株待兔”。
    他当即把几个民兵留在羊湾村,让他们中的一个人照看住这家人,以防跑出去通风报信;另外留下的人就埋伏在这家人的院墙外面,等人一回来就马上捆住拉到工地上去。他命令这几个民兵说:“捉住后捆紧些!”
    然后他自己带着其它几个民兵在贾家沟用同样的方式等待另一个“敌人”自投罗网。
    但他们辛苦地熬了一夜,还是没有把人捉祝第二天早上,眼里充满红丝的周文龙把这两个大队的负责人叫来,限他们在三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两个“敌人”扭送到公社来。
    这两个队的负责人申辩说:谁知道这些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怎么能在三天内把人找见呢?
    周文龙气愤地说:“要是三天内找不回来,那你们两个就自动来‘劳教队’顶他们!”
    他于是就丧气地带着民兵小分队返回到公社里。
    他一回到公社,副主任刘志祥就把县上两位领导来柳岔的前前后后都向他汇报了。
    周文龙听后就象头上被人打了一棒,坐在椅子里楞住了。刘志祥补充说:“田主任走时吩咐我,叫你把捉回来的那两个人也放了。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到柳岔公社来。”
    “人没捉回来,还放什么哩?让那两个坏蛋逃之夭夭不就行了?”周文龙气愤地把脸往旁边一扭。
    过了一会,他扭过脸又问:“劳教队一个不剩都放了?”刘志祥说:“都放了。不过,县上领导也没说这些人没问题,叫咱们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
    “这又不是我的意见!这是县上领导的决定!你不同意,你找他们谈去!”
    刘志祥作为副手,平时不愿意和这位“暴君”顶嘴,但这件事他腰杆子挺硬,因此也敢把脸很难看地给“一把手”拉下来。他说完后,索性叼着个旱烟锅一拧身走了。
    周文龙一个人坐在椅子里,两只眼睛长时间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都能听得见自己鬓角血管愤怒的哏哏声。
    他确定无疑地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原西县的严重反映!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智一唱一和,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冯主任对抗。他在上大学之前就知道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现在看来这斗争更加尖锐了!
    周文龙明显地感到,自从邓小平在中央恢复工作以来,许多文化革命中被批斗过的“走资派”欢欣鼓舞,大搞右倾翻案活动。尤其是他们县的田福军,到处散布奇谈怪论,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而对一些思想右倾的人,他又好得象伙穿一条裤子!比如他的同班同学白明川,从文化革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个“保皇派”,田福军却象宝贝一样器重他……周文龙脑子里乱哄哄地思考着,鼻子嘴里喷着热气。由于气愤,他把自己的指关节捏得咯巴巴价响。他想,他应该马上给冯主任报告田福军和张有智在柳岔的所作所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
    他想写一封信给冯世宽,但又感到信太慢了。
    干脆!直接给冯主任挂电话!
    他旋即出了自己的窑洞,来到隔壁电话室。
    他让女话务员接通冯主任后,就让她离开话务室——说这个电话话务员不能听。
    他在电话上向冯主任详细汇报了田、张二人在柳岔公社的活动……冯世宽在电话上听了周文龙的汇报,心中顿时象塞了一把火!
    他没想到,田福军和张有智两个人处心积虑和他作对。
    不!这不仅是对他冯世宽个人,而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
    本来,世宽的情绪眼下正在高涨之时——他的工作成绩已引起地区和省上领导的重视,马上就要在原西县召开现场会了。他希望这个现场会开得轰轰烈烈,让地区和省上的领导亲眼看看他冯世宽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他对现场会的两个主要参观点非常重视,才把田福军和张有智派下去检查督促工作——没想到他们下去却拆他的台!
    说心里话,文龙是冯世宽最看重的公社书记。小伙子路线觉悟高,敢于抓阶级斗争;而且革命干劲又大,上任不久,就把柳岔公社搞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公社。田福军他们打击周文龙,就等于打击他冯世宽!
    决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否则,这个举足轻重的现场会很可能让田福军和张有智弄塌火。他现在很后悔没坚持让李登云同志去柳岔和石圪节——登云说他牙疼,要在县医院让老中医顾先生扎针,只好把他留在了城关社……冯世宽在盛怒之下,决定立即把刚打发出去的县常委们再调回来,开个紧急常委会,解决县领导班子的路线问题和“软、懒、散”问题。
    但他又冷静了一下,考虑到现场会的筹备工作还没做完,他要集中时间和政工组一起修改典型材料,只好推后几天再说。不过他想,一定要尽快解决这问题!必须赶在地区现场会召开之前把县革委会一班人的思想统一起来。
    冯世宽给县革委会办事组指示,让外出的常委们元月七日必须赶回来,八号要开紧急常委会……田福军和张有智离开柳岔公社后,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石圪节。
    因为柳岔的刘志祥已给石圪节挂了电话,白明川下午就从牛家沟的公社会战工地上赶回来,等待县上的两位领导。今年农田基建规模大,明川亲自去会战工地领导。他回公社机关的时候,委托徐治功全面负责工地上的事。
    田福军和张有智听了白明川的汇报后,对这里的工作比较满意。柳岔公社所有过火的做法,今年石圪节公社都没有。
    福军和有智都比较喜欢白明川。这小伙子虽然年轻,但很有头脑。他到县上来开会,常能提出一些很不一般的见解,而且也敢当面对冯世宽和县上的一些政策提不同意见,常常充当各公社主任的“代言人”。
    晚上,因为公社也没什么人,白明川就叫灶房里简单炒了几个菜,拿出自己的一瓶“西风”酒,三个人就在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慢慢抿酒,一边随便拉起了话。
    喝了几杯酒以后,白明川并没有兴奋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地对两位县上的领导说:“你们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我了解你们,你们也了解我。再说,酒场上的话,柴草不挂……”“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哩?你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脸已经有点发红的张有智对白明川说。
    白明川把筷子放到桌上,说:“我不是说我们公社。我是说咱们国家……国家再这样下去,可就不得了!本来,邓副主席恢复工作以来,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你们也能感觉来,最近有些人已对他的做法开始旁敲侧击地发起了进攻……”“周文龙就已经散布说邓副主席还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张有智也把筷子搁在了桌子上。
    白明川笑了笑:“我那同学他是个小人物,光他这种人物济不上事!”他收敛了笑容,“那些大人物才可怕呢!我指的是中央的一些人,他们都在毛主席身边……”田福军两条胳膊搁在桌子上,专心地听明川说话。他喜欢地看着这个黑胡麻楂的青年人,说:“明川,你能考虑这么重大的问题,很不简单。好!尽管我们都是些普通人,无法改变我们国家的局面,但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辩黑白的眼睛,有一颗能严肃思考我们国家命运的头脑……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忧虑……”张有智在田福军说话的时候,连喝了几大杯酒,已经有点醉了,趴在桌子上,眼里竟然噙满泪水,说:“我晚上常和老婆说这些事,两个人有时候一晚上都合不住眼……唉,按说咱现在有职有位,有吃有喝,可是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个人满嘴沙糖嚼起来都是苦的!建国二十五年了,群众还吃不饱饭!我看见工地上穿得烂囊囊的农民,心里就感到难受和羞愧!
    可周文龙这种缺肝少肺的小子,还用法西斯手段对待他们……”这三个人一直拉到深夜,把一瓶“西凤”酒喝得一滴不剩,才都很气闷地睡了觉。经历过那些年月的正直的人们谁没有过这样的夜晚和这样的谈话?这些压抑而忧心的岁月碍…第二天,当白明川带着田福军和张有智到牛家沟看完工地又返回到公社时,话务员拿来一份电话记录,告诉田主任和张主任,说县革委会办事组电话通知,让他们两个最迟赶七号返回县城,参加紧急会议。
    田福军和张有智都猜不来会议内容——按说,应该同时简单地告诉他们开什么会。
    他们本来还准备再返到柳岔公社,和周文龙好好谈谈,但这样一来时间显然不够了,因为他们还要到其它几个公社看看。田福军原来还想回双水村一趟,现在看来也不行了。
    他两个于是很快从石圪节动身,赶着跑完了其余几个公社,七号下午就准时返回了县城。
    田福军回到家的当天晚上,爱云就告诉他,县常委的紧急会议是要收拾他和张有智哩!
    据说柳岔公社主任在电话上把他们的行为反映了,冯主任非常恼火。爱云说这是李登云的老婆告诉她的——冯世宽告诉了李登云,李登云告诉了老婆刘志英,刘志英又告诉了她……田福军这才明白冯世宽为什么这样匆忙地把所有的常委召回县城。
    爱云在被窝里说:“你可当心些。”
    田福军“啪”地拉灭电灯,说:“我不怕!”
    本来第二天要开会,但省上组织部门来位领导,指名要一把手冯世宽汇报工作。常委们以为会议移到了下一天。可当天吃完晚饭后,大家却被通知到县革委会会议室开会。
    因为太突然,有几位常委急忙找不见,几乎到了十点左右,人才全部到齐。
    正如料到的那样,冯世宽一开始就指责田福军和张有智,在柳岔打击周文龙同志的革命积极性。他说这是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县常委会首先要批判这种右倾思想和“软、懒、散”作风,否则,原西县怎么可能保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称号?
    田福军平静地说:“世宽,我们不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维持先进呀!”
    冯世宽把送到唇边的茶杯又放在桌子上,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
    另一位副主任马国雄立刻附和说:“文龙同志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革命嘛!”
    “革命就是把老百姓往死打吗?”张有智讥讽地对马国雄说。
    马国雄反唇相讥:“打死几个人了?”
    胳膊腿打坏就够呛了!还真的要往死打吗?原西县没资格定人死罪!”张有智说。
    其它常委们也开始参与争论了,会议室顿时乱哄哄吵成了一片,气氛相当紧张。做记录的秘书没法记录,干脆变成了服务员,跑出跑进为辩论的常委们添茶倒水。
    在大家激烈争吵的时候,另一位副主任李登云同志正用手掌捂着自己的腮帮子,一言不发。要是往常,登云虽然言辞不过分激烈,但总要转着弯来表示他对冯主任的支持。但今天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对这场争论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尽管冯世宽一再用眼睛示意他表态,但登云却装得好象没看见或者不明白冯世宽的眼色。
    冯主任不知情,登云现在有了难处——他儿子正没命地追求田福军的侄女,现在他不好再和田福军伤和气了!
    冯世宽显然对李登云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从常委会发言的情况看来,他现在并不占上风,因此他很需要李登云同志站出来支持他。
    冯世宽甚至忍不住开口对角落里的李登云说:“登云,你的看法呢?”
    李登云赶忙把另一只手也捂在腮帮子上,还是不说话,只是吱吱唔唔地对冯世宽表示,他今晚牙疼得连一句话也说不成……这次常委会开创了本县会议史上最不寻常的记录:这一些情绪激动的人,竟然从天黑一直吵到天明!
    尽管他们熬了一个通夜辩论原西县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且争吵的双方几乎谁也没有说服谁,但他们仍然没有睡意,继续在辩论。现在,雄辩的马国雄正在进行他的不知第几轮发言,长篇宏论地指责田福军这几年所犯的“路线错误”。为了有说服力,国雄还在提兜里掏出一摞“学习材料”放在面前,不时地旁证博引。坐在他对面的张有智却用一两句尖刻的反驳话乘机插进他的发言中,逗引得马国雄反而更加说个没完……正在这时,出去提开水的秘书脸色苍白地走进会议室,对诸位领导说:“快听广播!周总理逝世了!”
    会议室猛地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惊得象木雕一般呆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不知谁先哭出了声。紧接着,会议室响起了一片抽泣和呜咽之声……外面的高音喇叭上,中央台的播音员正用哽咽的声音播送着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会议室的人都先后涌出了房子,来到院子的砖墙边上,静静地听着播音员播送讣告。阴沉沉的天空不知什么时间飘降起雪花。风雪中,县城的大街小巷站满了悲痛的人群。田福军和冯世宽无意间站在一起,他们似乎忘记了一整夜的唇枪舌战,两个人此刻都泪流满面。
    周恩来,人民的总理,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辞说尽的光辉的名字。可是现在,这颗伟大的心脏猝然间停止了跳动……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
    人民悼念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同时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起来。这双重的压力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许多可耻的规定不许人民举行悼念活动,但周总理的葬礼也许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礼。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周恩来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