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我们之间的斗争有输有赢，各自折损了一些党羽，不过远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我们激诡束湿的政斗与冥顽难化的政见都掩藏在暗处，迟迟没有达彻底激化的转折点。
    我们这勉强维持了十年的平衡，终究在隆兴十年年初被打破。
    隆兴十年年初，季老丞相一手扶持的户部尚书返乡归来，将沿途所见告知季老丞相，年过七旬的老丞相大怒，彻查之后将种种情况写入诏书，连夜呈递给主子。
    就是这份诏书，揭开了了盛世之下——腐朽溃烂的内核。
    严重的贪污腐败与权力寻租从来不是末代王朝才有的情况，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王朝里，自官僚体系进程的那一刻起，贪腐与特权就如影随形。主子登基不过数年，大禹国的贪腐就已经进展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比之前朝，不匡多让。
    户部尚书忙了这么多年，今年终于被老丞相批准了能够返乡祭祖，户部尚书尚书高高兴兴地衣锦还乡，却为沿途所见瞠目结舌。他每到一处村庄，每进到一处城池，听到有大官来老百姓立刻会来喊冤告状，从这些百姓的口中，户部尚书得知了基层官员惊人的腐败程度。
    基层官员趁着改革的大势，昧下了大片良田；借着上级下放的权利，他们通过权利寻租，替换修路铺桥的材料，事后转手倒卖；与商人合作，借由税款和自家亲戚的粮行购入大批粮食，人为地抬高粮价；援助给地方的钱款，经过这些官员之手，都会来个雁过拔毛。
    不少官员年岁不小了，家中小妾娶了好几房，孩子也有了一大堆，寻花问柳的雅兴不减当年，不少良家妇女和未出阁的少女也在他们的问询之列。
    主子立朝之时，走马上任的上任的官员不比百姓有钱多少，改革不过两三年之后，官员们跟变了戏法似的一个个穿上了绫罗绸缎，吃上了山珍海味，家中的宅邸那叫个曲径通幽、雕梁画栋。某些县令修建堂屋的砖瓦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家中连片的土地也让农民帮他代耕，半点酬劳也不会给予人家，一旦敢反抗，接下来的报复和苛待根本不是一个百姓家能够承受的。
    底层百姓的控告喊冤数不胜数，但“上面”根本就不受理，反倒把控告者拷上公堂。某些乡间的刺头见地方官员不受理，层层上告，可惜，官官相护，一切努力不过徒劳。
    老丞相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对百姓承诺，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将欺压他们的恶霸押送进公堂。诺言犹在耳，今已不可信。不过短短几年，公堂又与恶霸沆瀣一气，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
    这封奏章，是成千上万的贫困百姓以血泪渲染出的图景，正是惨绝人寰的人世的写照。
    水至清则无鱼，主子一直以为贪腐被维持在可以控制的状态，他从没想过事态已经严重到如此境地。
    当日早朝，主子当庭勃然大怒，命令老丞相彻查也罢，更糟糕的是，他给予了老丞相风闻言事的权利。
    整个朝堂鸦雀无声，立在朝堂上的我手脚冰凉。
    愿意无他，我们都察院，正是这块烂肉上，最腐臭不堪的脓疮。
    与季家的治军极严不同，我和九王爷的手下兵痞不少，他们多少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早已习惯了漠视风险。边塞战斗时的无情屠杀，造反时将刀剑对准自己的国人，他们早已抛弃了道德与底线。
    战争结束以后，他们被下放到地方，仗着自己曾经的功勋，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了季老丞相口中的恶霸与污吏。
    我与并肩作战的同胞战友们，走上了无可救药的贪污。
    我的背后有季清贺与徐玉阙的情报网，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早就知道，但我又能如何？
    在将近十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我们早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还会因为这些事情把他们送入地狱不成。
    所以只能视而不见，装疯作傻，能瞒住一时是一时。
    所谓政治，在我看来，不过是正着治理也行，反着治理也可，特权阶级的存在与贪污腐败的存在就是其中较为反动的一面，但只要能维持政局的稳定，将底层的声音压下去，这些就都不是问题。
    只要能将那些百姓和反对者的声音压住，传不到老丞相和主子这两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耳中就可以了。
    用高高的城墙与表面上的繁荣懵逼他们的耳目，将粉饰过的奏章和报告呈递到他们眼前。让他们一个以为自己的改革完美无缺，一个以为自己的国家一日千里。即使偶尔出了一些差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弊端缺点都是“九牛一毛”的，不值得大范围的普查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
    这种蒙蔽不过权宜之计，我也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被捅出来，不过我不着急，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字——拖。拖到老丞相老死或者主子病重，只要拖到那时，就算这件事炸雷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谁会想到，偏偏在这个时候，户部尚书把这件事给捅了出来。
    现在，主子正愁一个收拾我们的理由，老丞相也刚刚从大刀阔斧的改革中腾出手来。
    局势危矣。
    下朝以后，我回到官邸，想要找魏柯辛商量下一步的政策，可我回到官邸的时候没有看到魏柯辛，反倒看见了又来霸占我的桌子的季清贺。
    他将脚敲到我的桌上，脚下压着我写到一半的公文，把玩着我的毛笔，心平气和地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