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父母教给了我，爱是有质量的需求的，我得到的爱的过程虽然比别人短了一段，但在质量上少有人能及。我的父母，他们真心相爱，我从未见过如此淡然而隽永的感情，它浩瀚而广阔，是隔着万水千山也散不尽的骨子里的情深。
    我是他们爱的成就，是他们这一生爱情最伟大的见证，是所隔山河那些年里留给对方的期盼，是怀着希望和祝福诞生的孩子。他们这一生从未打骂过我，他们予我传达出的珍视，是如此清晰而强烈。我感受到父母对我的期盼，对我的珍惜，这份爱如此纯粹而深重，时常让我感动到想要落泪。
    我不缺爱，我坚信我是这个世界上被爱得最深的人，所以我不恋家，因为我知道，天空广阔，我可以任意翱翔，如果累了，背后有更强大而厚重的力量，它会看着我一路高飞，为我保驾护航。我父母的爱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坚固的后盾。
    有些人或许感受不到，觉得我夸大其词，其实真的没有，但我也不愿意在这个话题上费力辩驳。有些事，他们懂了就好，时光足证，不需我们绘色。
    我十四岁就上了少年班，后来又在老师的举荐下直升入科大本科班，那时我仅仅16岁。完成在科大的学业后，我考上了哈佛的研究生，从一个工科狗转成了研究国际关系的学子，外院的人戏称我们是“间谍”，我也欣然接受，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颇有趣味。
    我的教授是一个风度翩翩、为人幽默的美国人，在很多时候我们很投缘，虽然他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中式家庭与中式教育。他很欣赏我的父母，觉得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开明的家长，这样的家庭教育出的我，才有可能如此优秀，思维跳跃，还有一种“美国式”的乐观。其实我不是很赞同，我身边一起长大的孩子们大多都非常优秀，如他们父母一般长成国家未来的栋梁，这些家庭的教育方式各有千秋，但都培养出了优秀而正直的子女。
    我半开玩笑地和我的教授说：“史蒂夫，其实你这样说有点片面。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并不是你们想象中要靠暴力去征服孩子。我知道你们重视孩子的个人权利，但这并不能解释现在美国日益增多的暴力事件，有的时候家长的权威还是很重要的。毕竟我们是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我们不能放纵孩子，给他们太多特权。”
    我的美国教授皱起了眉，嘴里嘟囔着“好吧”，但是我知道他心中并不以为然，但他不愿意与我产生分歧。我是他最喜欢的中国学生，在我们国际关系学院里，除了几位美国政客的儿女，我是他另眼相看的第一个外国学生。他一直劝我留在美国，将来可以为我引荐，让我进政府工作，因为他认为美国是体量第一的国家，他们的政府才是最先进的。
    其实有句话我一直想告诉他，但是想了想何必呢，偏见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更改的。我是个圆滑的人，目前的人生里从来没有明确与别人交恶过，有些道理并不是当面告诉他就能让他领会的，你得把成果摆出来，然后让别人哑口无言。
    但是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当着哈佛全校的师生，当着我的教授、我的同班同学，大胆地把这句话说出了口，我说“中国预计在明年经济体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话一出口，我看到下面不少人直接变了脸色。我在哈佛是凤凰俱乐部的成员，和俱乐部高层会员关系还算不错，但现在会长瞪着我，就好像看着一个叛徒。更别说一直对我有所不满的哈佛金字塔俱乐部，坡斯廉（别称烤猪俱乐部）的成员了，他们大多是我的同班同学，出身美国的政要世家，平时里就对我态度很微妙，我也觉得他们高高在上，我们自觉地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但他们现在一个个皱起眉头，好像被冒犯了一样抬头看着我，被一丝不苟抹在脑后的头发丝儿都泛着不满的光泽。
    哈！我才不想理会他们是什么感觉呢，我有预感大概毕业以后我不会再收到校友会的邀请了，但是who cares？这都二十一世纪中叶了，中国的主权问题早就全部解决了，现在我的祖国团结一心，港澳台同胞也竭尽所能推动国家发展，我为我的祖国自豪，我很早就想对着他们趾高气扬的鼻孔揍一拳了。我敢说我的跆拳道自从来了美国可多了很多实战的机会，街上抢劫的混混们让我大开眼界，还好我跟我父亲不一样，我比他性格烈多了，也不怕招惹麻烦。
    我知道我班里那些天之骄子背后叫我什么——“snow white（白雪公主）”是他们的原话，用来形容我太过秀致的外貌。教授以前勾搭我留在美国的时候他们曾一度对我释放善意，张口闭口“我的朋友”，但在我毕业前坚定拒绝了他们的橄榄枝以后他们就彻底与我分道扬镳。
    当然，关于此事我也曾经困惑，毕业前的圣诞我回了北京，当我与家里的长辈讨论起这件事，他们面面相觑。我们家基本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一辈子为国家做贡献，从来没思考过立场问题。你们想想我的父母，大概也知道我有一个多么根正苗红的出身。
    他们最后也没给我建议，曾外祖父反对我留在美国任职美政府，除此外他们对我的职业选择并不干涉。我用了一个圣诞假期的时间思考，出发前最后一天，我百无聊赖地调台到CCTV7，我最熟悉的电视台，意外的，在当天的新闻里看到了母亲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