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8月，北到寿州，南至安庆，西抵大别山，东至滁州。在几乎整个皖中地区，韦泽的部下都开始实施最后的行动。
    沈心作为临时工，在7月底就得到消息，8月与9月的工钱翻番，从四两变成了八两。然而兴奋的感觉并没有过去太久，如同山一样的工作扑面而至。
    从南到北，各村的税收都得派人下去。一来是担心有地主们敢于反抗，有部队下去可以立刻实施镇压。二来担心不派人下去的话，地主们还会玩老花样，把税负转嫁给佃农。在新投奔韦泽的部队里面，出身贫困的农民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么一支穷人的队伍，怎么可能站到地主老财的立场上去。第三则是部队希望这次税收能够作为一个标准。以后的税收额度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
    沈心与队伍到第一个村子的时候，却见穷苦百姓远远的就迎接回来。作为懂文化的临时工公务员，沈心负责张贴告示，并且向百姓宣读内容。具体行政工作干起来让沈心极为不爽。这些内容一点没变，还是不到一个月前就反复说过的。但是百姓们却跟没听说过一样。
    “老爷！你们上次说的还算不算？”这算是比较好的百姓们的说法。
    “老爷！我们家的xxx就是咱们部队里头的啊！”拉关系的人从来不缺乏。
    “老爷！我怎么记得上次不是这么说啊！”有些人就试图胡搅蛮缠。
    “你们唬谁呢？你们敢xxx么？”还有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就开始挑拨。
    “老爷！这里头xxx对你们说了瞎话，他还做了xxx的事情！”还有些人开始告密。
    每天对百姓的工作结束之后，就是工作总结会议。各种反应都被汇总起来，而人心的险恶也在这些汇总与讨论中被一一探讨。
    韦泽对部队的行动的核心要点之一就是，“以我为主！”民众的说法，看法，甚至是煽动，都与韦泽的命令不同。
    “凡是纪律没有要求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干！”队长毕庆山也烦得要命，他态度恶劣的对着与会的工作人员叫嚷起来。
    “我们怎么给他们说！我已经答应过一些事情了。”有工作组的人嚷道。
    沈心脸上尽量想保持稳定，可心里面却是十分不以为然的，上头还没发话，下面的人就敢答应，这胆子未免太大了。
    队长毕庆山板着脸，“怎么说，我给你们两个说法。第一个就是说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些规定，所以给老乡们说了大话！要是觉得脸面上挂不住，那就可以选第二个说法，就说你们很想给老乡办事，但是你们的队长是个大坏蛋，他不答应！”
    虽然毕庆山板着脸，看着一副让人觉得挺害怕的模样，但是这话让沈心没憋住笑出声来。这毕庆山的心胸也未免太大，竟然能坦然的让属下往自己头上泼脏水。
    毕庆山瞪了沈心一眼，然后转头向其他队员，“你们给我记清楚，我们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规章制度，黑纸白字……，哦白纸黑字！你们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好好的给我读这些规定，这些政策！你们说过去的话，怎么圆，怎么推，我都不在乎。但是有一件事，凡是这政策上没有的东西，你们谁敢答应了别人，你们就自己想办法给我解决吧！”
    因为作为临时工，沈心还不算是核心成员。而这种心态也让沈心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来处理工作，在这种心态的保护下，沈心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倒是颇有些乐趣。那些曾经在乡村中颐指气使的家伙们，现在被迫低下了头。被迫按照亩数交粮的时候，他们一面想赔笑，可因为肉痛，笑容与痛苦的表情融合在一起。当他们在核对的账簿上签字时，几乎所有的地主士绅都放声大哭。
    这哭声中有痛苦，有不舍，有委屈，还有种像是屈辱的感受。沈心私下觉得，这种屈辱大概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向官府之外的人交过粮食，现在太平军的政权，无疑没有被地主士绅当成过官府。
    征收粮食固然是主要工作，然而对内也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沈心所在的部队期间发生了两次处理内部人员的事件。部队里头有小头目试图给属下额外的待遇，遭到了队长拒绝之后，就自作聪明的进行了一定的小动作。结果被查了出来。
    沈心即便是作为临时工，也被勒令参加了审理。毕庆山盯着那两个看着有些不服气的小头目，转头对参加审理的队员们提了一个问题，“军法可不可以违抗？”
    “当然不能违抗！”队员们都答道。沈心即便不敢回答，却也知道正确答案。
    队长继续问道：“那我有没有传达过总参谋部的命令，这次的完粮纳税，咱们行的是军法。我有没有让大家都看过总参谋部的命令！”
    “看过！”队员们喊道。
    “没看过！”沈心心里面答道。他作为临时工，是没资格看这种东西的。而意识到这点之后，沈心忍不住生出些不高兴来。
    “既然都看过，那么现在就有这么两个人，给我违抗起军令来了！”毕庆山说完之后扭头看向那两个看着还很是有些不服气的小头目，“你们两个肯定看过文件，那你们怎么就敢违抗军令！”
    “队长，那两户人家的确是有委屈！”即便到了这个程度，两名小头目也没有服气的意思。
    不耐烦的挥挥手，毕庆山喝道：“我不讲他们有什么委屈，我讲的是你们就敢违抗军令！你们知道错了么？”
    “我！我们不该违抗军令，私自做主！”两个小头目看来是有些服软了。
    毕庆山到没有如沈心所想的，占了理之后就喋喋不休的说话，更没有罗织罪名的东拉西扯。毕庆山说道：“咱们不是在战场上，所以违抗军令的打十棍！下次若是还是这么犯，那就只能加倍了！”
    打完了军棍，队长毕庆山对着下头的人再次说道：“军令不可违，这是规矩。谁私下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然而这件事却也没有沈心想的那么激烈，不到一天，沈心偶然见到毕庆山与挨打的两个小头目有说有笑的一起走过，看来闹到要打军棍的事情，竟然就这么揭过去了。
    粮食开始从各个村里运出来，如同涓滴细流逐渐汇集，变成越来越多的东西。太平军已经筹备好了自己的准备，有些走陆路运输，更多的是靠船运。而且粮食运送方向更是四面八方。
    到了九月，加倍的八两银子薪水，以及二两的奖金，合击十两银子交到沈心手中的时候，沈心不仅没觉得这钱有多少，反倒觉得自己的收获与劳动一比，有亏大的感觉。
    1853年9月5日，寿州。
    “凤阳出了个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凤阳花鼓的班子正在演唱。
    带部队通过六安的韦泽与骑兵部队率先抵达寿州，还得一两天才能赶到寿州的大队押运着大量粮食物资。韦泽经过城外矮小简陋的居住区时，听到这段凤阳花鼓中最常唱的一段花鼓词。
    微微哼了一声，韦泽却没有进行任何评论。这花鼓词的意思并非字面意义。在韦泽看到的有关的历史评述中，凤阳的自然环境远没有那么糟糕。只是当年凤阳地方上的官僚们玩弄官场上的常见手段，为了向皇帝报功，于是凤阳年年都是风调雨顺。既然是风调雨顺，自然不存在收不上来粮食的问题。于是，凤阳人民的生活就犹如《捕蛇者说》里面的那样，苛政猛于虎也！
    人祸的惨烈往往胜过天灾，在凤阳人民的花鼓戏中，那就成了十年倒有九年灾。
    对于1853年的淮河，韦泽倒真的没有这种感觉。与新中国的淮河一比，现在的淮河已经能称为天河了。蒋光头令人炸开花园口大堤，滚滚黄河南下，让黄淮之间的生态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沼泽，盐碱地，地上悬河，这种种水灾后遗症让新中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直到韦泽穿越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淮河都没有能够完全治理完毕。
    而回到了这清代，现在的淮海虽然没有太好，却也远比新中国接手的淮河好上无数倍。然而韦泽命人翻译了不少水利资料。他又看到了另外一件奇葩事。北宋年间，金兵南下。杜冲挖开黄河大坝，试图以洪水阻挡金军。结果可想而知，对抗金没起到一毛钱作用，反淹死了20万百姓，整个黄河下游变成灾区，之后数百年水患不断。杜冲以一人之力改变了黄河的流向和中下游地理状况！！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位堪比光头的杜冲个性与光头也是极为相似，都是性情极为残暴。杜冲作为宗泽的接班人，宗泽在任时多少贼寇被变成义军，杜充接任后多少义军都变为贼寇。宗泽招抚来的民间抗金队伍全被他逼反了。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形势危急，作为东京留守的杜充带着军队溜掉，美其名曰南下“勤王”，把京城防务抛给下级。结果下级也依样画葫芦，抛给下下级。下下级也有样学样，抛给下下下级……
    逃到南方之后，杜冲继续被委以重任。因为嫌弃同知枢密院事官太小，装病号称自己中风。直到被委任为右相，立刻精神百辈地跳出来就职。
    享受着宋朝给与的无比恩典，杜冲得知金兵渡长江后，立刻以宰相之身降敌，成为公开叛国的人中级别最高的一位。
    韦泽一直认为，若不是光头背后有他美国干爹在的话，光头肯定也会投降日本人。看了杜冲的资料之后，韦泽忍不住想要相信，有些人骨子里头就是叛徒，可以称为天生的贼胚！
    但是韦泽并没有长时间沉浸在历史带来的愤怒情绪中，他还对更多现实的人有义务，所以深呼吸一次，舒缓一下情绪，韦泽带兵进了寿州。
    寿州已经是韦泽与清军对抗第一线上的重要支点。从六安到寿州有水路，卡住寿州就等于是确保了水路畅通，还能把战线顶到淮河。清军在安徽的兵力空虚，以及行动力迟缓，给了韦泽极大的行动空间。
    整个8月，韦泽的部队几乎放弃了战争准备，全力在控制区落实“完粮纳税”。这次行动无疑获得了成功，在皖中地区，韦泽征集到将近六亿斤粮食，如果按照一年一个雇员四百斤口粮的标准，韦泽理论上可以养活十五万军队。
    但这明显是不现实的，韦泽首先就要运送大量粮食到天京城去。在天京大概有十万人马需要吃饭，即便是上游能够提供一定的粮食，韦泽也没有打算逃避自己的工作。如果西征的部队能够把更多心思放到打仗而不是征粮上，韦泽相信他们应该比历史上干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