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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5章 与往不同

      刘家造反成功,华夏军也都成功的建立了华夏帝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结束了,这一切只能说是刘家巅峰时代的开始。
    刘氏王朝,再次出现,而且是大一统王朝,不是偏安小朝廷,此为东汉灭亡后的第二个强大刘氏家族。
    刘远桥自称汉光武帝之后,然则所有人皆知,其与皇族毛的关系都无,不过一胶州打渔佬,刘远桥亦偶一提之,不好意思多提。
    而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还是一样的多,有些事情丝毫不比以前轻松。
    在以前,他们所要考量的就是,如何打败明军,从朱家手上夺取天下,取而代之,但是现在,他们所要考量的,就是如何就是统治这一片天下。
    自古就有一种说法,这叫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对于这些帝王来说,打下了天下,如何让天下,千秋万代,同时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刘远桥枭雄之才,既然夺取了天下,现在所要考量的就是,制定出一套制度来,让他刘氏的江山,世世代代传下来。
    在历朝,守江山之中,最为害怕的还是自己夺取了天下以后,在自己千秋万岁以后,转眼就让自己的权臣,夺取了天下,这也是皇帝最为害怕的。
    但是害怕归害怕,有一样事终究是不变的,这就是皇帝必须要大臣作为辅助,因为皇帝就是再能干,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干完了,像朱元璋那样的工作狂,真心没有几个。
    自从千余年前姜尚加上周文王的组合,突然崛起起来,历朝历代,就流行皇帝以宰相带领文武百官,统驭天下的组合。
    自从姜太公起,丞相这官职正式的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文武百官之首,在历史上,一个贤相可以兴国安邦,也可以力挽于狂澜即倒,而如果是奸相的话,则是祸国殃民。
    大明是在大元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元帝国就饱受了权臣和丞相权大之苦,权相轻言废立。
    朱元璋在吸取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后,在弄死了胡惟庸以后,说什么也都不肯再任命丞相之职了,因为丞相权力实在是太大了,对皇权有太大的威胁,把他的权利分给了六部尚书。
    所以胡惟庸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丞相了,虽然在大明其后的二百多年,一直都有内阁首辅,领导文武百官,辅助朝政,但是首辅就是首辅,有人称之为首辅、阁老、相公,就是没有人称之为丞相。
    其实这也就是把丞相的权利分给了六部,分给了内阁而已,就相当于把一个人的权利,分给了数个人之多。
    但是这些文官也不是白搭的,他们很快就开始扭转的形势,并且利用百官,变成了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结局。
    大明的政治体制,就是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居于禁中,拱垂而治,百官则是守牧天下,称得上是最佳的组合,也是深入人心的做法。
    因为在历朝历代之中,难免会出现昏君,难免会出现权臣,这些都是会造成国家灭亡的因素,但是巨大的权力分给了内阁,分给了六部,想要造反,这就难了,果不其然,大明两百多年,也都没有出现权臣威胁到皇权的地步。
    但是这样子做也是有弊端的,大明的内阁制度,虽然是没有单个权臣威胁到皇权,但是却是整体的仕权威胁到了皇权。
    到了后来这几十年,基本上都是皇帝的权力被困在了京城,称得上是政令不出紫禁城,皇权不下县,没有办法,文官挟持了整个文官集团来对付皇帝,皇帝除了依靠太监,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刘远桥欣赏大明朝的长命百岁,却不欣赏大明朝的皇帝,被逼到穷困到如此的地步。
    要知道刘远桥可是知道,大明的民间是多么的富有,皇帝想搞点钱都多么的难,最好的比喻就莫过于万历皇帝了。
    民间富裕到了极点,皇帝也知道很多地方富得流油,所以派出太监去收税,结果就激怒了整个文官集团和乡绅集团,他们明着暗着来反对,把皇帝这种行为,说的是天怒人怨,横征暴敛。
    这可是把万历皇帝搞得狼狈不堪,下不了台。
    刘远桥他就在冷笑,这些天杀的狗官,其心可诛,毒怨到了极点,他们横征暴敛就是可以,皇帝收点税,就是天怒人怨。
    皇帝搞点小买卖,就是与民争利,搞的皇帝只能够依靠皇庄那一点收入,如果不是有派出太监去收钱,都不够用。
    这一套如果要用在刘远桥身上,却是行不通的,如果别的皇帝,会顾忌脸面,会顾忌别人说什么与民同休,与民争利,但是这些话,根本就奈何不了刘远桥。
    民间有多富,有多么有钱,他一清二楚,至于说与民争利,他们这样子收税,也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这些乡绅争利。
    刘远桥他与大明朝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于利益的看重看得比任何都重,以至于有官员忧心忡忡的说道:“大华夏就是要学元朝的做法,要把国家的税务包给色目人,由他们包下来经营了。”
    据说当年的蒙古皇帝,就是不知道如何收税,收的税非常的少,而狡猾的色目人,则给了皇帝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承包,就由他去收税,搞得民间天怒人怨。
    刘远挤是不会这么做,但是也不会像大明的皇帝和政府如此的蠢,把这些商税放弃了,刘远桥不单止不会放弃商税,甚至还会组织官府和朝廷来做生意,增加官府的收入。
    大明整体的问题,其实就是缺钱的问题,就一个缺钱而己,结果就是一病起百病生,各种矛盾都出现了。
    用刘家的话来说,大明只有一种病,这就是穷病,治好了穷病,其他的病都治得好,所以说不要跟他说什么仁义道德,不要跟他说什么沽名钓誉,他只在乎钱。
    在大明在开国的时候,茶税一年可以有二三十万的收入,足足足抵上了一个省的田地税,但是到了后来,让那些清流道德君子去收税,越收越少,居然一年只有二三十两,这么坑爹的事情,也只有大明朝才做得出来。
    难道这样百姓们就不用交税了吗?这些基层的农民,该交的还是要交,只有那些士绅和权贵们不交了而已,钱都落入了他们的钱包之中,刘远桥可是公开的批评这一种作为。
    如果华夏朝有这样的官员,这些人就得推出午门去斩了。
    刘远桥在经过一番的盘算以后,就慢慢开始制定好他的治国政策。
    首先就是要国富民强,手中只要有了钱,万事好办,民间只要太平了,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别人就是想裹挟他们造反,拉拢他们造反,这也都不容易,有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不过,跟着别人去造反,你以为每个人都是刘远桥啊!
    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就是解决政府行政的问题了,大明的内阁政策,是有极其积极的意义的,即积极的一面,就是在许多地方上都公开透明,也都没有滋生权臣的土壤,众位大臣针锋相对,也都很容易让皇帝从中取利,占尽便宜。
    但是他们裹挟了整个仕大夫集团和文官集团,跟皇权对着干,把皇权都逼进了紫禁城,令政令不出皇城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子的做法,在刘远桥眼里,虽然没有丢失的天下,其实已经等于丢失了天下,这等于把天下平分给了别人,这是令他难以接受的。
    刘远桥就是因为想到了这里,他就在想,在政治上继续走大明的这一套,但是也要限制内阁,还有仕林的特权,只有铲除了他们的特权,让他们都像其他的百姓一样交税,杜绝了贪污,杜绝了偷税漏税,这才是可能令朝廷长治久安之计。
    就人性角的角度来说,杜绝贪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官的大权在握,即使是你不向别人伸手,别人也会把银子往你口袋里面塞,送上门的女人,送上门的银子,是很难以拒绝的。
    这一点刘远桥也都明白,他自己这么有钱,都难以拒绝别人塞进来的红包,塞进来的银子,更不用说其他那些人了。
    贪污腐败可以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压制,但是偷税漏税却必须杜绝,大明朝有这么大的盘子,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正儿八经的收税的话,它的银子是足够够用的。
    偏偏大明做生意的这么多,但是交税的却没有几个,一开始就是藩王们不交税,跟着就是士大夫和整个士林都不交税,堂堂一个大明,偌大一个帝国,一年只是收下了四百多万两的田地税而已,区区四百万两的银子,又怎么够整个庞大的国家的支出?
    整个朝廷就不收税了吗?当官的当然收税,他们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只是这些税,都已经落入了他们的手上,没有落入朝廷,没有落入皇帝的手上而已,结果就是当官的富贵到了极点,民间则是贫困到了极点,百姓吃不饱饭,最终只有造反,大明也就灭亡了。
    刘远桥想到了这里,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税收就是关键,必须听刘布的,成立一个国税局,向皇帝负责,专门收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