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收归前后，也有人收获了黍子和高粱，成百上千穗堆在院子里。人们将包袱皮铺在地下，板锄横在上面，拿黍穗和高粱穗擦过板锄的锋刃，那些黍粒和高梁粒儿随着好听的“刷刷”声落在包袱皮上。
    剥落了黍粒儿和高粱粒儿的穗苗并不舍得扔，而是拿来做条帚。尤其是高粱秆，用处更大了，不仅用来做扫把、做条帚，而且可以用来缝蒸干粮用的箅子，也可以缝制盖大锅用的盖垫。
    每逢高粱收获后，母亲通常要忙一阵子。她收集那些长短不一的高粱秆，然后挑选粗细相同的组成一组来缝制大小不同的盖垫。缝制盖垫不是简单地活计，需要耐心和技术。盖垫分两层，横一层、竖一层，从中心开始缝制，粗线呈螺旋形向外旋转固定，在最外圈结束。
    母亲缝制的盖垫做工精致、选料粗细均匀、针脚细密、螺旋线整齐匀称，整个盖垫平整而坚固，二十几年也不会坏。
    高粱全身都是宝，即使是高粱秸（秫秸），也可以用来打箔。
    “我们也打一床箔吧？”母亲难得见父亲在家，跟他商量道。
    箔，是用芦苇或秫秸编成的帘子。这种帘子很有用，夏夜里，将其展开铺在院子里，可以坐在那里围着桌子吃饭，也可以躺在上面看星星。或者在其上再铺一条棉布，还可以晒棉花或种子。母亲见到邻居家有几床箔，眼热得狠。
    “打箔？你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用啥打！”父亲显得很不耐烦。我想他一定是急着出门给李家打狗，给刘家撵鸡。
    “用秫秸啊！”母亲说，“今年高粱长得旺，穗秆让我取来做箅子和盖垫了，剩下的秫秸正好可以打箔。”
    “打就打吧，”父亲说，“不过今天不行，我没空。”说完，他迅速离开了。
    三五天之后，在母亲一再的催促下，两人至少吵了五次架，才决定在今天打箔。怎么打呢？我很好奇。
    我见母亲将所有秫秸上的叶子摘净，挑选差不多粗细的码成一堆，这是材料；再准备麻绳，将麻绳捆在一只只长型的砖头上，作箔的纬线备用；再找四根木棒，两两交叉从中部捆在一起做成两个支架，根据要打箔的长度分开稍长的距离，固定在地面上，再找根长木棒支在两个架子上，这是支架。至此，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要打两米高的箔通常需要缚八道线，于是在地面上铺好十六个附有麻绳的小砖头，两两为一组，将一根秫秸放在每组砖头的麻绳之间，麻绳相互交叉之后，就完成了第一根秫秸的打结……之后以此类推，麻绳相互交叉缠绕，箔的长度在不断增加。
    箔长半米之后，将箔卷在横向的木棒上，随着不断地添加秫秸，不断地卷动箔席。感觉箔席长度合适之后，将麻绳打上死扣，剪掉砖头。一床箔席就打成了。
    除此之外，有人也打麦秸席，打成的麦秸席又厚又软，甚至在冬天铺在地上使用。冬天时，铺在屋子里的地面上，一家老小坐在上面做针线和玩耍，一点也不凉。可是麦席太费工费时，很少有人打得出来。后来，人们用蒲草打席，厚厚的、软软的，坐上去有“刷刷刷”的声音。这种蒲席花费的工时甚至比秫秸更少，几乎可以代替麦席。
    那时，我家也有一床蒲席，坐在上面或躺在上面，挪动屁股引起的“刷刷”声，时常回响在我耳中。
    经过几天的坚持和无数次的吵架拌嘴，父母终于把箔打好了，母亲高高兴兴把箔铺在院子里，上面晒着洁白的棉花。不几天后，村民开始把棉花打包，架上地排车，拉到棉站卖棉花。棉花是主要的经济作物，不比交公粮，父亲唯有在卖棉花后才可能为我们买几块糖吃。
    我看到院子里洁白柔软的棉花，趁母亲不注意，扑到棉花上打起滚来。最后我仿佛睡着了，似梦非梦，眼前出现交公粮的场景……
    “交公粮了。”父亲在村子里的大喇叭里喊着。
    “妈的，连吃还不够，又要交公粮了。”村民们悄悄地议论着。不过议论归议论、抱怨归抱怨，公粮该交还得交。消息传出去之后，村子里沸腾了，家家户户将晒干扬净的粮食堆上地排车、手推车，浩浩荡荡向窑郭乡的公粮站驶去。
    我愿意跟着父亲一块交公粮，因为公粮交纳后，父亲手里通常有几块钱的收入，倘若他心情好的话，可以在乡里的油条店里买几根油条吃。
    我和哥哥坐在粮袋上，二爷赶着地排车，爸爸跟在后面步行，前面是密密麻麻的交公粮人流，附近几个村的交粮队伍都扎堆在这条路上，一路上人们肆意地开着玩笑。
    “白天交公粮，晚上交私粮。”有人说。接着男人们哈哈大笑了起来。我诧异地望着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公粮哪有私粮好啊！”有人说。人们又大笑起来。车子一路上载着数不清的笑话，在窄窄的土路上蜿蜒前进着。
    到达粮站后，我们傻眼了，交粮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要等到何年何月！我们又来晚了。我们通常都早不了。我们焦躁地排着队，等待着。午后了，夕阳西斜，才轮到我们。经过了一天的忙碌，工作人员显得疲惫而暴躁，挥舞着双手叫喊着。
    “下一个！快快快！”一位工作人员挥舞着一根检测器械嚷着。那把器械仿佛一把尖锐的钢刀，经过了一天的消磨锃光放亮，在血红的夕阳下咄咄逼人。我们赶快将车向前赶进一步。工作人员傲慢地向粮食走过来。
    “哧”一声响，他手中的器械冷酷地刺穿了盛粮食的布袋，“哧”一声又抽出来。我这才看清，那根器械前端尖锐无比，中部则是圆形的，里面是中空的，一侧开着长长的口子。当其刺入布袋后，一部分粮食落在中空的器械内，随着器械的抽出，粮食也被带出来了。
    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查看着器械里的粮食。
    “扬得不好哇！也有点秕子呀。”他嘴巴里嘟囔着，扔一颗放到嘴巴里咀嚼着，“湿度也大，你们怎么晒得！交公粮也不能这么马虎啊！三等！”他对计量的工作人员大叫着。
    “三等？我们可是好粮食啊！”二爷争辩着。父亲嘴巴里也嘟囔着。
    “下一个！快点！”工作人员不耐烦地打断了我们，招呼着下一个。二爷极不情愿地赶着车向前挪去，无奈地嘟囔着。
    我们返家时，夕阳只剩下半只脸，恹恹的，似乎有些伤心。
    “要给孩子们买点油条吃吗？”父亲提议道。
    “不了，天晚了，快往家赶吧！”二爷挥舞着鞭子漫不经心地说。我和哥哥失望透了，坐在车上，一路都被颠簸着满肚子的心事。天渐渐暗了下来。
    整个行程，二爷都不说话，抽打在大驴身上的皮鞭声响得吓人，仿佛在跟谁撒气。
    “收棉花了。”不几天后，喇叭里又响起棉站收棉花的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