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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 乌台诗案

      吕惠卿这样无法无天,蒙蔽皇上,引起了群臣的侧目。
    郑侠上疏皇帝,弹劾吕惠卿朋奸壅蔽。
    吕惠卿得知后大怒,又恨冯京不是自己这一派,另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弹劾吕惠卿奸谄,还曾经当面羞辱他。
    此时,正是搞死他们的机会!
    吕惠卿当下乘势陷害他们三人,使得这三人都获罪。
    吕惠卿搞死这三人也就算了,但他还想着利用王安国是王安石弟弟的缘故,把王安石也搞死,免得他回来跟自己争相位!
    狠毒!真是够狠毒的人!
    因为,他的起来,完全是依靠王安石的提拔,哪里知道,他反噬王安石,成了彻头彻尾的白眼狼!
    吕惠卿决定要害死王安石了!
    他是个想到就做的人!当下凡是可以害王氏的,无所不为,总之,就是要把王安石搞死为止!
    此时的王安石,远离朝廷,吕惠卿只要蒙蔽住皇帝,就可以搞死王安石!
    不过,吕惠卿狠毒是够狠毒,但是,他也太小看王安石了!
    王安石在离开朝廷之后,留了一颗棋子在朝廷,那就是韩绛。
    韩绛虽然权力不如吕惠卿,但是,他可以见到皇帝。
    韩绛当下进见皇帝,跟皇帝说明情况的紧急,请求皇帝“复用安石”。
    赵顼这才知道吕惠卿蒙蔽自己,当下召王安石回朝。
    王安石要是没有吕惠卿的进逼,他是不会回朝的,如今在吕惠卿的步步相逼之下,决定重回朝廷。
    王安石一回朝,继续任职宰相。
    御史蔡承禧上书讨论吕惠卿的恶,邓绾又说吕惠卿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钱买田的事。
    于是,皇帝下旨,贬吕惠卿为陈州知州。
    王安石对吕惠卿还算是不错,没有把他往死里面整。
    王安石再次拜相后,身体有病,再加上新法受到阻力,使得很难有作为,当下再次辞去宰相位置,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
    他离职后,赵顼任用王珪为宰相,重用章淳等人,继续维持新法。
    也是在这时,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
    他上任后,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其中,宰相王珪,也想置苏轼于死地,让保守派知道他们的手段。
    御史舒亶通过故意曲解苏轼的诗作,果真找到数处“罪状”,当下并联合同僚李定、何正臣等人上书,请求皇帝将苏轼斩首示众。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然后押赴汴京严刑拷打。
    王珪拿着苏轼所做的《桧》诗对宋神宗说道:“苏轼在诗中写到‘根至九泉无曲处,岁寒唯有蛰龙知。’然而龙本应在天上飞腾,苏轼却要在九泉之下去寻找蛰龙,明显是在诅咒陛下啊!”
    这时,和苏轼有交情的章惇挺身而出,极力为之辩诬,说龙不一定指人君。
    赵顼也说诸葛亮都叫卧龙。
    王珪听了,为之语塞。
    章惇虽然跟王珪同属“新-党”,并且是他的下级,但此时站在了苏轼这一边。
    苏轼在监牢里面,未卜生死,一日数惊。
    他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
    由于苏轼在里面,不知道外面消息,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判什么罪,当下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
    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
    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
    苏轼一见之下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苏辙也为救哥哥四处奔走,到处求情,他甚至请求皇帝,以自己的官职换哥哥苏轼一条命。
    手足情深,一至于此!
    这一刻,我才知道,苏轼为什么在中秋夜里,把自己最好的中秋词写给弟弟,把自己最美好的祝愿,送给弟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因为,他们手足情深!
    朝廷里面也多人为苏轼求情,连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
    最后是太皇太后曹氏出面挽救苏轼,对赵顼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赵顼听了,这才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免苏轼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乌台诗案,本来就是一次诬陷苏轼的文字-狱,原因是革新派想杀鸡儆猴,处置苏轼,震撼住其他保守派。而苏轼之所以成为目标,就是因为他口无遮拦,名声又大,又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新法,所以,他被看做典型人物,必须打倒。
    这些变法派想不到的是,苏轼经历这一次死里逃生后,变得更加豁达,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于是,一代大文豪,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