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崛起后，辽东的守卫，成了大明的第一消耗，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
    朱翊钧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
    明末三饷，也就是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饷的加派，不但没有消灭贼寇，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朝的起义洪流中。
    朱翊钧面对这样的局势，心情极为低落，终日愁眉不展。
    这样一来，朱翊钧就更加沉溺酒色无节了，他外有国事困扰，身子又被酒色虚淘，哪里还承受得起？终于病重不起。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钧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
    二十二日，朝廷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
    《明史》对宋神宗朱翊钧的评价是：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朱翊钧的前十年，因为有张居正在，所以，这是欣欣向荣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是朱翊钧自己亲政的十年，他为了超越张居正，发愤图强，确实做得很好；可是，后面近三十年，他开始怠政，几乎不上朝，虽然，权力仍然抓在手里，但是，对国家的管理，可就没那么到位了！尤其是面对后金的崛起，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另外，三大饷，加重的百姓的负担，为后来农民的起义，埋下了伏笔。所以史书上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假如朱翊钧的晚年，能够正常一点，不那么沉迷酒色，不那么怠政，明朝就算会亡，也不会亡于后金之手！
    朱翊钧虽然是明亡之始，但他好歹运气不错，当了四十几年的皇帝，而他的儿子朱常洛可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只当了短短一个月的皇帝，就驾崩了！
    朱常洛是明神宗偶然临幸宫女所生。
    朱翊钧的皇后王氏、昭妃刘氏自万历六年册封后，都无子嗣。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朱常洛在其生母李太后的慈宁宫中私幸宫女王氏，后来王氏有孕，朱翊钧忌讳这件事情而不敢承认，但在内起居注中记载了这件事情，并有当时赏赐给王氏的实物为证，再加李太后盼孙心切，最后被迫承认这件事情。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朱翊钧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生子，是为朱翊钧长子，取名常洛。
    不久，朱常洛遭遇人生第一案——挺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公元1615年5月30日，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伤及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内官韩本用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
    事发过后，张差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刘成。郑贵妃为免心腹受罪，向皇帝哭诉。但是太子差点遇害，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皇帝无奈，说这件事最好是你向太子争取谅解。郑氏跪拜太子，太子慌忙回拜。
    最后，朱翊钧与太子不愿深究，以疯癫奸徒为罪名，杀张差于市，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六月一日，朱翊钧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
    史称“梃击案”。
    但梃击案过后，检讨缪昌期认为“梃击”后台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于是义愤地说：奸徒狙击太子宫，能以“疯癫”二字开脱乱臣贼子之罪，以“元功奇货”抹煞忠臣义士吗？后缪昌期被阉党陷害致死。
    朱常洛经过挺击案后，地位并没有提高。
    朱翊钧最宠爱嫔妃是郑氏，所以最宠爱的皇子就是郑氏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郑氏被晋封为皇贵妃后，借机乞求朱翊钧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自己则做皇后。
    他俩人写下合同，在道教庙宇中立誓。
    朱翊钧的承诺，违背了祖制和封建礼制，他想要成功，是非常难的，因为，明朝已经形成了一股皇帝都难以击败的势力——文官势力！
    朱翊钧为了实现承诺，迟迟不立太子。
    朝中大臣纷纷猜疑，担心郑氏谋立皇三子，损害国本。
    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
    朱翊钧搁置不管，仍旧宠爱郑氏。
    国本之争，实在让皇帝头疼，使得他不得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五子朱常浩为瑞王、六子朱常润为惠王、七子朱常瀛为桂王。
    争国本事件，是万历年间最激烈最复杂的政治事件，前后一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整治另外一股势力——“东林党”。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朱翊钧驾崩。
    八月，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初一日，泰昌帝朱常洛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
    他在登基后，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使得“朝野感动”，俨然再遇明主。
    哪里知道，接下来小小一颗红丸，要了朱常洛的命！
    朱常洛举行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初十日，突然一病不起。
    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
    《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
    《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
    也就是说，身体好好的朱常洛，就是因为郑贵妃进侍的美女，导致了身体被搞垮。
    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八个美女，虽然不是一般的男人能够搞得定，但也不至于十天就把身体搞坏。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八名侍女，一定给皇帝吃了药，一种能够夜御八女的药，这才短短十天时间，把皇帝的身体搞垮。
    八月十四日，朱常洛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召他看病，简直就是召来阎罗王！
    崔文升在郑贵妃的指使下，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
    大黄相当于泻药。
    朱常洛一个病恹恹的病人，吃泻药，那还不死得快的！
    朱常洛吃完泻药后，接下来的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
    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
    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
    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
    这时，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
    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
    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
    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
    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
    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
    时间到了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
    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
    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
    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
    李可灼无奈，只得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
    朱常洛服后，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公元1620年五更，朱常洛突然驾崩。
    这样一来，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
    不过，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
    后来，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
    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便暴毙而亡。
    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享年三十八岁。
    朱常洛，他之所以短命，直接责任自然在郑贵妃的身上，因为，他进侍了八名美女；但主要责任还是在朱常洛自己，如果他上位后，第一件事不是去纵欲的话，哪里会死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