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回顾赵宋朝廷的历史，就会明白这是一个让占据舆论高度的官僚阶层给浮夸起来的朝代。古代所谓的舆论，就是文人官僚的笔。满清贵族的屠刀逼着让汉人文官丧失了血性，数不清的文字狱让纪晓岚等人吓破了胆，除了钻进旧纸堆里寻章摘句，剩下的就是为了功名利禄协助满清狗皇帝篡改历史，以四库全书为甚。而在赵宋，则是朝廷利诱着文人官僚们放弃所谓为国为民的正义立场，只为赵宋朝廷和他所豢养的庞大官僚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歌功颂德、摇旗呐喊或者粉饰诿过。但是孔雀开屏之时也会露出那个无法掩饰的丑陋的屁股。满清后期的数千个不平等条约、数亿两白银赔款和数百万公里割让领土，是那些汉奸文人怎么也抹杀不了的丑屁股。赵宋时期萎靡的对外战争和频繁的财政危机是白纸黑字无法篡改的，败于辽、败于金又败于蒙古，它的版图日渐缩小和两度亡国是不争的事实。
看看赵宋朝廷现在的实际情况。冗员、冗费、冗兵，这三冗带来的沉重负担，到了北宋末年这个丧乱之际的亡国时候，居然一点改善的迹象也没有。王安石改革，立意甚好，却以惨败告终，最后落得个新旧党争，徒然消耗了宋朝国力。赵宋厚颜无耻搜刮来的收入，百分之九十用在奉养那些百无一用的贪腐官僚（宗泽、李纲等人如非乱世安能扬名，看他们在朝廷受排挤的样子，就知道赵宋朝廷的主流官员是什么鬼样子）和屡战屡败遇到辽人惨败遇到金人更是不堪一击的残废军队。自宋真宗以下，宋室就开始积贫积弱，财政几次面临破产的危机。在仁宗庆历年间，国家就腐败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浪费、贪污、隐田、优厚的官俸，使得宋朝的士大夫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顶级待遇，而宋朝税收之重，却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朝的优礼士大夫政策，使得它可以征税的耕地年年减少，巨额的税收落在了佃户和中小自耕农身上，至于商税也是盘剥中小商贩。宋朝的职业雇佣兵政策，使得它需要负担一百多万职业军人的一切费用，这样庞大的开支，只能用更大力度的压榨来支付。卢俊义在山东、河北到处所见，便是自耕农被压的喘不过气来，中小商人被压的接近破产。
卢俊义曾幼稚地想废除赵宋朝廷施加在普通百姓头上的苛捐杂税，只用汉唐时期的基本税制来收税。结果这个身在北宋末年，想要利用天下之财，为天下所有汉人打下一个万年基业的卢俊义悲哀地发现，古代的基本税收跟后世比起来实在是太低了，低到根本无力支撑持久的战争，低到根本无法借用整个国力去扩大中华的版图。
古代中国是没有西方纳税的概念，汉唐之前整体税收的比例是很低的，征收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极大地低于国家管理所必需的征收率，这不是征税过高而是严重的征税不足。这样的结果就是造成中间的食利阶层（贪官污吏）的扩张，原本轻税的好处不能被老百姓所享受，而为食利阶层提供了搜刮空间，而国家反而征税不足，不足以应付一个国家的危机，这样的情况最明显的就是在明末的时候，皇帝为了几百万两军饷导致了灭国的大祸，而进城的流寇却轻易的在首都搜刮了几千万两的白银，征税不足也是危及国家的生存。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就是国家调集财富的能力，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在这方面有特别之处，也是他们在二战初期的优势所在。而古代的中国，尤其是每个王朝最后阶段，由于几百年的积累，整体的财富还是很多，但是国家却无法把这些财富集中起来成为国家力量，以至于筹措不起足够的军费。中国古代一直宣称圣君的轻税富民，结果就是普遍税收率不高，国家集中财富进行战争的能力不足。
而且这宋代的税收管理是很有问题的，每个县的钱谷师爷几乎是世袭的，记录有本县的土地和人口，但是随着开荒和人口的迁移，这些师爷的账簿也是与实际差别很大，同时各个县的师爷们都有意的少记，以便自己截流税款，导致记载的与实际的差别极大，是几倍的差别。王安石等人搞变革和土地重新丈量，不但断送这些恶吏的财路，而且会使以往的问题浮出水面，那样的政治波澜是超过政治体制改革的，但是这样的改革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不过，古代中国的税收与现代世界接轨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长江三角洲。古代俸禄由货币和粮食组成，而古代粮食主要来自淞沪太地区，在淞沪这个地区征收的粮食，正好有大运河可以运送到北方，而北方粮食产量低，征集粮食困难，而在长江三角洲以外的江南地区，丘陵的地貌也使粮食的征收和运送困难，所以古代主要的国家储备和俸禄均来自长江三角洲，这些地方的皇粮税收有时候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是老百姓一样可以很好的生活，而且还成为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而这个百分之三十的征收率，也接近了日后世界的平均水平。
后世的世界平均水平为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后世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不过在其他发达国家，民众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普遍在54%至65%之间，加上政府财政收入占40%左右，两者相加差不多是100%。中国的情况有点奇怪，政府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30%，百姓收入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在22%左右，两者相加只有52%，剩下48%大致有以下几部分：一是政府收费、罚没等形成的预算外收入，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又转化为“小金库”。二是垄断国企的业绩、利润连年飘红，却并不向国家分红，收入都留在企业的腰包里，国企创造的财富既没有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也没有转化为百姓收入。三是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生产总值的13.2%至16.8%，即很大一块国民收入是以腐败、灰色收入的方式流进了个人腰包，而这是不会被统计成政府收入或百姓收入的。如此算来，后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只有两成是百姓收入，有八成都被官僚阶层耗用了。其实宋朝时的财政状况跟后世没有太大差别，儒教下的科举官员们在现实可以找到对应的阶层。
有些二百五经济学家夸大宋朝的经济实力，他们认定北宋的税率只有2.5%,用宋哲宗时期岁入一亿贯，除以2.5%，然后又虚夸一贯钱的购买力为后世的880元，然后除以他臆测的九千万人口，竟然得出北宋哲宗时期人均生产总值为三万九千元人民币。二百五，典型的二百五，虽然宋朝的生产力在清朝及其以前的整个封建社会的所有朝代里可算首屈一指，但跟现代的中国相比，无论各行各业的生产力都差距甚远，有三千多元就很不错了。
宋朝表面的税率可能只有2.5%，但那只是基本的两税税率。但真实的税率应该是所有的苛捐杂税加起来后的税率，至少在20%-30%。宋朝所有官僚及其附庸的收入，包括哪些贪污腐败及其他灰色收入、强占的田产收入，估计占宋朝所有产值的50%。
为了确保能够利用天下之财来将扩张中华子民的生存空间，卢俊义毅然决然做了重大税制改革。改革的重点一是确定税率，二是限制官僚阶层对其他平民百姓的侵利。
对农业征收实物赋税，地主和其所属佃户的田赋合起来由地主上交实物15%收成，自耕农交租20%收成，民屯自备种子耕牛者只需交租30%否则是40%，军屯都是军队提供种子和耕牛，收租70%归军粮，30%归私人，但军屯三年后可以转给亲人。一年两次收成，就收取两次农业赋税。由各甲、保、社、镇层层收拢后，再由民兵护送押运到县、州点收。每家每户的亩数、收成和交上的粮租都登记造册。除了实物赋税外，其他一切杂税劳役免除。
对工商矿业和第三服务业等均收取营业税和利税，营业税仅为利润收入的5%，然后按照暴利的程度收取不同的利税，从5%到50%不止，如青楼、赌场之类的并不禁止，只征收约50%的重税（上下浮动），一个季度一收。进口的奢侈品征收诸如200%的重税，进口战略商品征收10%的商税，出口的奢侈品如丝绸、陶瓷、茶叶等征收中档商税，对出口的粮食、食盐等征收重税。另外对于年收入超过一百贯、一千贯、一万贯的个人分别征收5%、10%、20%的个人所得税。
严格推行方田均税法，核实土地，按土地的多少、好坏平均赋税，使官僚和地主不能隐瞒土地、逃避赋税，同时严格推行已经建立的保甲法和募役法，原先不服役的官僚、地主豪绅等要交纳役钱，从而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增加了政府收入。每三年改换一批税吏，有贪污、私藏小金库的税吏部门，整个部门全部革职，所有人连同家人劳改或斩首。
税制改革后，全部人家都会接到文本通告，上面详细列举了赵宋领地下的各种苛捐杂税，然后算出赵宋领地的税率，然后再列出梁山领地内的税率，屯民们是没问题，地主、自耕农、商人也可以选择接受赵宋的税制，但凡是接受赵宋税制的家庭以后不能参军、不能参加科举、不能享受家中有人做官和参军后的免税，不能享受梁山政权的一系列公益福利。(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a href=<a h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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