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就参加了人民党?”
“是的,宋教仁来了好几封电报,劝我继续参加同盟会。我只是婉转地说,我已加入了人民党,不宜再入别的党。你猜他怎么说?”
“呵呵,怎么说?”何峰来了兴趣。
“他居然说,参加了一个,还可以再参加一个嘛。反正就先挂名任个理事,不用具体工作。”蓝天蔚说,“可把我给气坏了,参加政党,投身政治,是很严肃的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参加一个政见不合的政党呢?更不要说什么事也不干,只做个招牌,他们把我蓝天蔚看成是什么了?我参加政党,为的是救国救民,不是为了个人沽名钓誉!”
“说得好!说得好!”
“经过这一系列事情,我现在总算想通了,同盟会为了所谓的议会、民主,已走火入魔,忘记了自己的本份和职责,我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我要有新的方向。”蓝天蔚激动地说,“从人民党的党纲里看,我找到了这个希望,只是希望复生兄不要让我失望。”
“这个党,是人民的,不是谁的或几个人的,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好,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
秦、蓝、何、葛一夜密谋,商议了有关军事细节。夜深时分,葛洪义还毫无睡意,似乎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先生,事情办成了。”不知何时,屋外飘来一个身着黑衣的女子,却是号称腾龙社东龙的“黑蜘蛛”刘玉。
“怎么样?顺利吗?那家伙是什么答复?”
“不顺利,这家伙起初抵死也不肯承认,后来我让他看了他们组织的标志和誓词,他才信服了。”刘玉不好意思地说,“所以这么晚来,请先生恕罪。”
“阮尚贤不是省油的灯,要不是咱们捏住了他的确切证据,他估计抵死也不会承认的。”葛洪义口中的阮尚贤表面上是《并州日报》主笔,实际上却是越南革命志士。
“先生,我始终没有想明白,您为什么要和安南人合作?”刘玉不解地问,“用咱们自己人,不是更好?”
“自己人自然要是用的,但阮尚贤在山西经营多年,形成了自己的门派,我们如果不和他有效合作,怕是立足未稳不好办事。”葛洪义轻微一笑,“而且,据我所知,复国会(阮尚贤的组织)人和以前咱们也有点像,没什么劣迹,这是我敢放手和他们合作的一个主要原因。”
“既然我们自己也要搞组织,先生和他合作的目的何在呢?”
“自古都言强龙不压地头蛇,他已有了气候,不能为我所用,简直太可惜了,很多事情,通过他们去做比我们做更方便。比如,现在山西几个大毒贩,你知道吗?就算是知道了,你掌握了他们确切的运货手法和途径吗?你能保证一网打尽吗?就算是你行,这中间又要多少时间?”葛洪义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把家弘派到这里,就是希望他能迅速地打开局面。”为了山西的工作,葛洪义派出了号称西龙的吴家弘。
“我明白先生的意思,我还是负责京畿吧。”
“记住,一般的动向,你通过白毓崑汇报过来就可以了,绝密的情报才需专人投递。”
“是!”
革命成功后,腾龙社的手脚越伸越长,除东北依然由葛洪义和北龙姜哲玮管理外,中龙林宇翔已被派遣到了湖北包括华中一带,南龙周毓正则在江浙一带潜伏下来。这些都是葛洪义多年的心腹和腾龙社的佼佼者,他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沈麒昌和熊希龄为了筹建各处分行,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上海。江南一带,尤其上海,票号众多,钱庄尤其兴盛。钱庄和票号一样,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而以合伙制居多。出资人对企业负无限责任,通常以一笔钱存入钱庄,在上海称附本,又称护本,不过钱庄资本大都小于票号,因为钱庄多以经营商业信用为主,只要周转灵活,并不需要很大的资本。在上海,因为吸收了大量存款,又有外商银行给予拆借,平均资本就更低了,每家不过4-5万两。
上海钱庄的另一大特色是钱庄家族,如著名买办徐润投资2家,敦信洋行买办严兰卿投资7家,住友银行买办席聚星投资5家,一般来说各大买办或多或少都有投资。钱庄也分帮派,在上海有12帮:绍兴帮、宁波帮、苏州帮、镇扬帮、广东帮、本帮、松江帮、南浔帮、安徽帮,还有颜料帮、潮州土行帮、洋布帮,视出资人的籍贯和主要服务行业而定。”
钱庄的人事制度和票号也大体相仿,经理和高级职员大都与出资人非亲即故。不过也不全和山西票号一样,中间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易子而教”,即甲庄经理的儿子到乙庄学徒,乙庄的则送甲庄。也因此,钱庄很多都是父子相承。
年终分配,钱庄也有独特性,在里面工作之人,除学徒以外,都有工资,但工资甚微,高级职员就要通过人力股分红了,一般占30%左右。以上海协源钱庄为例,规定三年一结(票号为四年一结),纯利润按照17股分配,出资人得到12股,督理、经理各1股,协理得0.8股,其余2.2股分配给清帐(会计)、跑街、汇划(票据交换)、钱行、银行、洋房(负责与其它钱庄、票号和洋行的往来),信房(文书)、客堂等八处负责职员,即上海钱庄所谓的‘八把头’。”
“这倒和票号大异其趣,特别是这个‘易子而教’挺好,比晋商那些老死不相往来强多了。”
“正因为有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钱庄还有正式的同业组织,这也是与票号的一个很显著的区别。这种同业公会,不仅是联络感情、谋求共同利益的团体,而且有实际的业务,主要就是票据交换、钱庄间的款子汇划、议定拆息和商定银洋价格等,这些是每天都必须进行的。对官府或外商的交涉,也常常通过同业公会进行。
钱庄的利润有一个很大的来源――庄票,分为即期和远期两种,便利于收付、活跃交易,促进商品流通。实际上,庄票给钱庄带来存款,扩大了业务,并提高其信用力,出票越多,信誉越好,但钱庄对于流通的庄票数目总是竭力保密,以防谣言挤兑。同业公会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合力破除谣言,防止挤兑。”
“这么说钱庄要稳固的多喽?”
“也不是,因为有这层关系,钱庄经营一般要比票号大胆,往往也造出更多事端,比如前年发生的橡皮股票风波,钱庄周转不灵,大量倒闭,去年革命爆发,外资银行陆续收回对钱庄的拆借,钱庄又因此而倒闭58家,几乎奄奄一息。上海的报纸几乎每隔几天都有报道的。”
银行和钱庄的关系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银行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比较大,不象钱庄或票号那样依靠财东个人的财产和信誉;银行以法人资格经营,钱庄依靠个人关系,银行主要做抵押贷款,钱庄通常为信用贷款;银行办理票据贴现,钱庄的庄票一般不贴现。双方最根本的矛盾就是钱庄由于既得利益,死守银两记账不放,不仅垄断洋厘行市,还表现为在同业往来上,银行间收解是现银授受,钱庄就只能划拨,即以公单过帐,如果银行收进钱庄票据,需迟日取现,无形中造成了损失。因此,遇见有风吹草动,银行,尤其是洋人银行,常常对钱庄落井下石。
“所以你一反常态,不和钱庄谈,就和那些银行谈了?”沈麒昌恍然大悟。
“正是,上海金融业发达,各大列强的银行云集,人民银行若是要开设分行,没有熟悉当地业务的合作伙伴是不行的。”熊希龄得意地说,“我已事先和三家商量好了,估计再碰个头谈一谈就没有问题。”
其中一家是1906开业年的信成银行,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私营银行,由周廷弼创办,资本110万,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无锡设有4个分行。革命爆发后,由于金融市场紧迫,该行就宣告歇业。熊希龄要开设分行的消息一传到,两人立马一拍即合。
另一家是1908年由浙江人李云书创办的四明银行,资本150万,于汉口、宁波设立分行。虞洽卿是创办人之一,与钱庄关系密切,尤其与宁波帮的商业和钱庄关系十分亲近。主要就是投放商业和航运业,后来逐渐由虞洽卿主持。
最后一家是1907设立的浙江兴业银行,由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创办,初期目的是为了解决铁路股款的保管和利用。资本100万,分1万股,浙省铁路公司占四成半,在铁路公司和银行都有投资。辛亥革命爆发,杭州谣传汉口浙兴倒闭,发生挤兑风潮,曾任大清银行首届监督的叶揆初是当时的总负责。
通过谈判,熊希龄和三家银行达成了协议:信成和四明两行在上海的股份,吸收并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总股本350万元,其中人民银行总行200万,信成持有50万,四明持有100万;北京和天津分行中,信成各持有10万(周学熙各持有15万,其余都由人民银行总行掌握),在南京分行持有30万(相应的,人民银行为70万);汉口分行中,四明占有20万,浙江兴业为30万,人民银行为50万;宁波分行中,四明占有30万,浙兴20万,人民银行50万;杭州分行中,四明20万,浙兴50万,人民银行30万。以上诸行,除北京和天津分行行长由人民银行委派外,南京、 上海、杭州、汉口、宁波五处分行都由原有三行的负责人出任行长。之所以这么让渡,一方面是因为这三家银行心甘情愿的接受合并,能担任行长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另外也是因为人民银行实在派遣不出那么多的人才,尤其是熟悉当地业务的人才来管理各地分行业务,也乐得顺水推舟。
得益于腾龙社的分布和《人民日报》驻外地分支机构或明或暗的渠道,葛洪义人在山西,消息却颇为灵通。
“北方兵变,南方也没有安于本位。滇军北伐司令唐继尧攻入贵阳,拒绝孙中山任命的贵州都督杨荩诚回归。”葛洪义首先通报了这个信息。
“唐继尧混水摸鱼?”秦时竹笑着说,“恐怕背后还有蔡锷的指使吧?”
“情报上说:杨原任第一标教练官,兼任贵州陆军小学总办,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都督,以同盟会控制的自治学社为枢纽,而宪政预备公会阴谋颠覆军政府,就与蔡锷商定密约,准备换马。当时由于形势危急,杨率军北上援助湖北,唐继尧率领滇军过路贵阳,贵州副都督赵德全不知是计,让唐部到南门驻扎。第二天,滇军突袭螺蛳山,占领全部城外制高点,架设大炮,对着都督府。赵见城外兵力空虚,一方面动用缓兵之计,强调和平解决,另一方面赶紧派人求援,让杨火速回师。这是本月初的事情。”
“蔡锷的手倒是伸得够长的。”秦时竹另有所思,“西南诸省的同盟会势力恐怕要烟消云散喽!”
“蔡锷?他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唐继尧当了贵州都督,还能这么乖乖听他?”葛洪义冷笑一声,“倒是这个行为为邻省兼并开了恶例。”
“还有什么重大消息?”
“有,七天前改良政治群英会在武昌举事,此为武昌酝酿许久的‘二次革命’。该会本来是武昌文学、群治二社社员所组织,因不满湖北军政府上层人物日趋反动腐化,联合武昌军政各界激进人士,是日凌晨举事,本拟将湖北军政府各部一体推翻,并罢免黎元洪的职务,后因少数团体意图妥协,乃将矛头专门指向孙武及平日作恶多端之人。”葛洪义介绍道,“为应对此事,我已派遣林宇翔率得力人手前往。据悉,事变后黎元洪借口‘奉命改部为司’及群众不满孙武的因素,将所属各司全部换成自己的心腹,并借此大肆捕杀文学社等革命团体,不少人士已经要求我们提供保护。”(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a href=<a href="
http://" target="_blank">
http://</a> target=_blank></a>,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