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当李鸿章在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时，明文规定开辟苏州、沙市、重庆、杭州为通商口岸，同时在上述四地设立日租界，加深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程度。
    杭州的日租界，就在城北的拱宸桥一带，此处距离杭州的中心，固然有些距离，但因为千古大运河以此为终点的缘故，亦不可以等闲荒郊野地视之。日本人挑中这块地方，当时还是着实费了一番心思。
    但是，时代已经过去了，开辟日租界的时候已经不能与英国在半个世纪以前开辟上海租界时相提并论，而且日本本身又不具有日不落帝国的实力，因此同样是租界，上海的蔚为壮观，执远东经济之牛耳，而杭州就只能偏处角落，无人问津。
    按照日本当时的心思，未尝没有利用租界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来发展产业，大规模进行殖产兴业的意图，但杭州却是一个不讨巧的地方。论工人可供挑选的余地和平均薪资水平，未便就比上海租界一带具有显著的优势，但工厂所需的原料、动力条件却大大逊色于上海。一般资本家若是办厂，多半会考虑上海、天津而不会对杭州投入太多的用心。就是日本本国的资本家，对在杭州设厂也没有多少兴趣，除了几个提不起名堂，实在算不上档次的纺织工厂，就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工业了。
    但这块地也不能白白浪费了，办工业不行，日本人就把脑筋打到了其他方面，在拱宸桥地区大力发展娼妓业、赌博业、吸毒业，包括人口拐卖等一系列特有的丑恶行径，在拱宸桥日租界显得见怪不怪。夜幕降临时分，到处都是妓院、赌馆、大烟馆的招牌，挂着卖肉生涯的旗帜、挂着大力丸、红丸模样的横幅亦比比皆是，整一个三教九流、藏污纳垢的场所。当地的娼妓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以至于晚上过了7点，一般良家妇女都是不敢上街的，生怕被别人当成了卖街流莺。
    用文明的话说，这是一个留着脓水、散发着恶臭的腐烂之地。凡是与拱宸桥有染的，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不管你到底在那里做了什么，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是说不上话的，这种影响的恶劣甚至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前期，杭州当地人嫁女儿也好，娶媳妇也罢，如果探明对方是拱宸桥人士，多半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这桩婚姻如果是作风稍显老派的家庭，很有可能告吹。拱宸桥在杭州人的心目中，地位比上海人心目中的“下只角”还要低下。
    出于大力发展“三产”的需要，日本租界当局对拱宸桥地区的控制和管制是相当松弛的，暴力犯罪、黑社会、贩毒等极为猖獗，而其中最大的黑社会，则是在华几乎无孔不入的黑龙会。各种事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都有黑龙会参与的影子。
    作为黑龙会在华的老对手，滕龙社自然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欲拔之而后快，在接到葛洪义有关阳谋的布置后，浙江特派组便盯上了这个地方。不料，还未找到合适的借口，事端本身已经爆发出来——几个外地来省城求学的青年学子，不知道拱宸桥的厉害，偏又一心想去看看大运河的风采，便一头扎了进去。进去的时候还好，三教九流到处比比皆是，但到了想走的时候，麻烦便来了。
    实际上，这几个年轻学子刚刚出现在拱宸桥时，早就有人盯上了他们，看他们衣着不算差，出手亦还算大方，便有瘪三推测他们手中有几个闲钱，于是脑筋便动到了“仙人跳”的地方。
    所谓仙人跳，其实是上海青红帮一贯以来诈骗钱财的办法，即有流氓装扮成老弱病残，故意往被害人身上碰、靠，后者稍不留神，便着了流氓的道，然后早有准备的帮徒便一拥而上，气势汹汹兴师问罪，非迫使被害人拿出钱财不可，此时，周围正常的老百姓均知流氓的厉害，哪里敢出来说话，被害人一来孤立无援，二来在对方人多势众之下心里动摇，哪里还敢罗嗦，乖乖交钱买路罢了。
    要搞“仙人跳”，不但流氓要有足够的数量，而且还要和治安力量搞好关系，否则让警察一锅端走便成了问题，拱宸桥的流氓团伙虽然远远比不上上海青红帮的势力，但在勾结二字上，远远走得比上海英租界、法租界来的深，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在租界里还有一个日本黑社会组织掺杂其中，而英租界、法租界的头面人士还要脸罢了。
    寻常人碰到这样的情形便交钱消灾了，若有强硬的，自然也是双拳难敌四手，虽然学子有几个人，但在众流氓看来，却着实不打紧——文质彬彬的学生娃，动手起来恐怕都是极易摆平的。哪知，学子们没有交钱买路，也没有拳头挥舞，却叫住了远处的警探，非要弄个是非曲直不可。要知道，每回仙人跳得了好处，警探都是要从中抽头充做保护费的，见几人如此强项，不由分说便掏出警棍来打，还把人带回局子里吃牢饭。
    事态发展急转直下，几个学生本来就是又气又急，情绪大动，加之身体文弱，哪里经得起这番折腾，被警棍殴打的学生，勉强撑过一个晚上便咽了气。
    租界警探居然不分青红皂白打死了人？若是一介平头百姓，自然是有冤无处伸，只能打落牙齿吞回肚了事，可这几个学生都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新生，这一会不见了人影，校方急得满世界寻找。消息一传二传，通过舆论的报道，整个事件全部被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余几个学子侥幸脱离了牢笼，仅仅几天，就被折磨地失去了人样，更是勾足了民众的心思。
    正是中日关系高度紧张、群情激奋的时刻，日租界演出了这一手，极大地触动了所有的杭州居民，更激起了全体学生的义愤。三天以后，以省立师范为首，省城大大小小的学校全部罢课抗议，要求政府与日方交涉，不但要交出草菅人命的警探，更要日本租界当局公开声明道歉。
    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先后出面协调，日本方面素来是强硬惯的，从来不曾吧中国人放在眼里，这次的事件，亦没有幡然醒悟的意思，反而发给省政府咨文，要求他们取缔学生的反日活动。
    大规模的事件还没有发生，但事态已经如同一个即将喷薄而出的火山口，已经到了临界点。到了这样的时刻，阳谋论终于找到了用场。
    大本营联席会议上，秦时竹的一句话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从事件本身来看，不复杂，我们吃了亏，但从背后蕴含的含义来说，却没有这么简单，复杂得很呐！”
    深知秦时竹用意的葛洪义接过话茬，介绍了租界各方面的情况，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学校罢课，商人抵制日货，当地政府的两次交涉又先后宣告失败，这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江浙地带是护法战争以后新纳入中央政府管理轨道的地区，中央政府在当地的威信和影响还没有完全巩固，这件事从小处说，是当地的摩擦，从大处说，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考量，能不能给予地方充分、有力的支持，决定着人心向背，决定着是非成败。”
    从辽南前线特意赶赴回来参加联席会议的陆尚荣道：“小鬼子如此嚣张，不教训他是不会低头的，在山东、在辽阳，鬼子已经被我们揍得满地找牙，但在南方还如此骄横跋扈，显然没有得到教训。我没有别的废话，一个字，揍他，让他老老实实的！”
    “对，陆总长这话太对了，不揍他，还真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夏海强义愤填膺，若是往常，陆尚荣的这番话肯定是他第一个跳出来说，现在情况不同，要增强事件的感染力，他就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角色，“对付日本人，和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再交涉也是狗屁！去年以来，我们和鬼子交涉多久了？从青岛开始就一直交涉，到现在没有一年也有8个月了，可有什么结果？只有武力才能让他们老实！”
    这种事情，原本内阁讨论一下便可以通过的事情，秦时竹居然放到了大本营联席会议上讨论，还要和军人谋划、探讨办法，蒋方震马上就读懂了秦时竹的意思。可是，前些时候大总统还在降低宣传的调门，要求各方面克制、低调，不要煽动太多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一转眼，又在租界这里较起劲来？
    “诸位，租界就是寄生在我们身上的毒瘤，特别是日租界，专干坏事，不干好事，非得有个解决的章程。这次虽然事起突然，但却是日本人压迫我们、奴役我们的必然，时竹以为，为了给死硬着不肯低头的鬼子一点颜色看看，租界事件解决之道务必强硬，务必向对方宣示我们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务必让民众相信政府保护人民、发展国家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