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大本营的战略会议发展到了有关经济和战略走向讨论的阶段。
    “欧战爆发到现在结束，已近5年，不需讳言，这5年当中，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欧战一开始，各国的注意力焦点便放在了本国身上，原来加在中国之上的有关经济压迫和侵略顿时减轻，突出表现在工业产品输入的锐减和出口产品的剧增。
    在战争爆发后，一部分因为各国的航运都调集用于本国的战争资源收集，另一部分则是工业能力进行战争转向和战争内敛。以德国为例，因为航运受到封锁，德国对中国的工业品出口几乎断绝，原来化工、机械等都是大宗输出物资，欧战一开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个过程中，一贯坚持“进口替代”方针的北方实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批原来非进口货不可的商品在国内被制造出来。一开始也许质量和价格都不如进口货，但由于进口断绝和国内的产业扶持，慢慢规模开始扩大，原本拥有的技术储备和研发优势迅速体现。在这5年当中，北方实业的工业总产值（以1914年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近20倍），即便扣除物价因素，增长水平也在16倍以上，称得上前无古人的高速。更令人值得称道的是，由于有了稳定的原料供应和市场需求，再加上日益提升的技术水平，北方实业生产的替代品质量越来越好，成本也越来越低，在批量化大生产特别是流水线方式生产后，已经可以完全和进口货相媲美——考虑到这个过程还是渐次抽调熟练工人支援军工的背景，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有目共睹。
    当然，也有一些客观因素造就了这个局面。第一就是中日冲突，原本西方列强的产品退出市场后，日货有望占据一席之地，但因为中日冲突大大恶化了民众对日货的观感，使得日货直接被驱逐出了市场。为什么日本国内也有一股反对陆军的势力，就是因为嗅觉敏锐的财阀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的原因所在。但后来哪怕中日休战，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未回复到站前，至于日货的销路，在民族感情之外，因为成本提升、国货质量进步等缘故，丧失了原来的势头-——不仅未能扩大市场，反而失去了不少份额。
    第二就是关税保护，关税保护的要害在于两层。一层是进口关税提高，虽然还没有彻底实现关税自主，但起码进口关税已经较之从前翻了一倍，对于进口商品有了天然的抵制效应。更要紧的是出口关税保护，由于欧战对各种物资需求迫切，使得基础原材料价格大涨，出口关税的大增更是加剧了不平衡，使得国货相对于进口商品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
    但是，现在欧战结束了，经济转折也随之到来。
    “从这几年的发展来看，全国实业建设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工业产值和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提升了好几倍，大批原本不能生产、产量较低或者技术水平不够的工业品，在整个时期发展迅速。特别是军工行业，大本营有过统计，除了英法美德以外，我国是军火生产的第五大国（不包括海军装备），无论是生产能力、供应效率还是技术水平都超过了日本、俄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这5年以来，不但充分满足了自身国防建设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收回青岛、反击日本侵略、逐鹿计划等行动，而且还大量出口，积聚了财富，完善了战略目的，为进一步增强国防实力打下了基础。得益于这5年以来的不但提升的技术水平和出口军火积累的经费，国防军的整体装备能力已经略胜于日本，对俄国有较大的装备优势，在海军领域，差距也进一步缩小。”
    “但是，”秦时竹紧接着来了一个转折，“欧战结束，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不得不预先做好准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有5个方面的冲击。
    第一，进口品卷土重来。欧战结束，西欧各国的内部需求比如大为缩减，而在战时扩充起来的工业能力必须找到一个出口，恢复对华出口，重新占领中国市场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和目标。
    第二，战争景气结束，大宗物资价格下跌。诸位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欧战结束的消息一传出，主要大宗商品的现货价格并未发生剧烈变化，但是远月期货价格却大幅下挫——这是进行剧烈价格调整的前兆，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经历一次物资剩余和价格大幅下挫的危机，各国为了摆脱危机，必然要寻求商品的倾销地，如果我们的实力足够，列强会用经济的手段和我们竞争，如果我们的实力不够，除了经济手段，还有军事和政治的手段会加在我们身上；
    第三，出口空间缩小甚至于被迫退出。欧战中，各国为了筹集作战需要的物资，不惜开出高价购买，这才有了我们提高出口税的举动，而大宗物资也源源不断地送往列强，现在欧战结束，这些需求必然急剧缩减——列强本身的生产能力都有剩余，绝不会容许我们侵占他们的本国市场，必然会提高关税，增加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于出口缩减，要有较大的预期；作为应对，我认为对于战略物资的出口关税可以下调
    第四，金融与货币政策的冲击。战争时期，黄金价格大幅上扬，各国相对黄金都是贬值的，但华元相对而言贬值较少，形成了西方各国货币事实上的升值，战争过后，有一个货币体系重新梳理的过程，在欧战期间，因为仰仗我国甚多，对于我们限制外币流通、提高出口关税、延迟交付赔款和欠款的行为都进行了容忍，但现在欧战满目疮痍，列强急需资金进行重建，必然会对我们施加压力，甚至于重新估量币值也有可能——当然，汇率是把双刃剑，过高的汇率固然窒息了本国的出口，过低的汇率也会加大外债偿还的压力，这一点上列强会有进退两难的处境，我们的回旋空间不小——按照我的思路，华元要保持强势，不用一味用贬值去赢得市场。
    第五，关于技术交流与窃取，在这几年当中，我们的科研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但能够仿制外国同代产品并且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在个别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比如这次的流感药品，各国必然会将目光紧盯我们的科研成果和技术专利，这一点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常的学术交流，可以，如果打着学术交流的幌子来骗取甚至窃取技术，是我们绝不允许的，国安局在这方面要抽调精干力量负责对付商业间谍——特别是，要注意防范日本。”
    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内阁的意见是一致的，不但要强化自身能力的养成，也要有抵御外国经济侵略的本事，当然，这两者说穿了还是相辅相成的。
    关于欧战后整体经济发展纲要，秦时竹提出了16字方针——“进口替代、技术完善、扩大内需、统筹兼顾”
    所谓进口替代，仍然指要形成完整而全面的工业体系，特别是要针对精密机械、医药化工、电子电器等领域加强攻关，在这个领域，国家对北方实业及相关高新技术产业予以倾斜保护，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不仅要能仿制，而且要达到在低成本条件的一样品质。内阁一致认为，小国可以依赖国际市场，可以发展只针对出口的产业，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必须建立起充分而又完备的工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
    所谓技术完善，是指要利用欧战契机，重点吸纳从德国、俄国等国流动出来的工程师、技师和技术专家，要特别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集中力量发展薄弱环节，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自己的技术人才，特别是要提升熟练工人在整个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和构成。禹子谟雄心勃勃地指出，要确保工人阶级家庭过上温饱生活，确保熟练工人阶级家庭过上小康生活，确保技师等技术专家家庭过上尊严生活。
    所谓扩大内需，是指要利用投资拉动作用，抓紧国内建设，一方面抵消国际市场有可能的萎缩与低迷，不至于浪费已经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充分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投入，改变发展不平衡、布局畸形的局面。扩大内需主要包括3个领域。一个是以铁路、公路为核心的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力争在今后5年，每年新建成5000华里以上铁路，每年新疆2万华里以上的一级、二级公路，建设贯穿京津唐、长三角和东北铁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