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四回张作霖魂断皇姑国民党统一中国（上）
    诗曰：人心本是无底洞，争权夺势意难宁。明知官场多凶险，依然拼命斗不停。垂涎成王坐金殿，讥笑败寇入牢笼。三寸气在千般好，一命呜呼万事空。
    暂且不表毛泽东在井冈山创业，且说蒋介石下野后蛰居上海，伺机再起。9月28日，他携带张群等人秘密前往东京，与日本首相田中会谈，并签订密约；其内容为：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蒋氏承诺将反共到底；日本支持蒋氏政权，借给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氏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一月之后，蒋介石回到上海，又通过与宋美龄的政治联姻，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与之签订秘密协议。美国表示全力支持蒋介石重掌中国政权，蒋介石保证维护美国在华的一切特权。
    早在蒋介石出访日本之前，汪精卫迁到南京，挤走了胡汉民，实现了武汉与南京的合并。汪精卫踌躇满志，以国民党“正统”自居，提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9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南京、武汉、上海三方代表会议，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同时撤消了南京、武汉、上海三个中央党部，宣布国民党“实现统一”。然而，汪精卫还没高兴几天，就又变得愁眉苦脸。原来，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汪精卫不仅没有能力解决内部纠纷，反而使各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特别委员会的实权操在桂系李宗仁的手里，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等均拥兵自重，尾大不掉，根本就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西山会议派则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是非，密谋排挤汪精卫，迫其下野。国民党内的数次会议，均演变成了砸桌子，摔椅子，争吵打闹的丑剧。汪精卫实在无法驾驭这一群政客、军阀、流氓的搅闹，被迫宣布辞职。汪精卫辞职后，窜到广州，与李济深、张发奎等联合，另立“国民党中央”。于是，国民党内部又出现了南京与广州的对立。
    此时，蒋介石住在上海的新居中，每天都有人向他通报南京的乱局。蒋介石听了，直乐得眉开眼笑。他深知国民党内部是一团乱麻，没有铁腕手段，就难以驾驭。果然，南京政府内部的打闹撕咬，又为蒋介石提供了出山的机会。桂系军阀出于和广州的“汪记中央”作对，又采取了“拥蒋反汪”的策略，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也希望蒋介石尽早复职，共同讨伐张作霖。1927年12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开会，恢复了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随后，南京政府电邀蒋介石回京复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尔虞我诈，如同万花筒般光怪陆离，让人眼花缭乱、匪夷所思。
    1928年2月，蒋介石重回南京，主持重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会议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推选谭延闿继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会议“委托蒋总司令克日完成北伐之大任”。同时，会议决定“鉴于汪精卫分裂中央，给其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这场权力角逐的斗争中，汪精卫又一次遭到惨败，不久便离开广州，再次去欧洲“养病”。
    二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蒋、冯、阎、桂四派军阀也取得暂时的妥协，他们的军队分别改编为四个集团军。原来的三足鼎立局面演变为国民党新军阀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对抗。
    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发布“北伐誓师词”，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全军将士，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竭尽责任。实行三民主义，努力救国救民，以慰总理在天之灵。”同日，蒋介石下达了作战动员令；号称“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重新开始。
    誓师大会后，为了拉拢冯玉祥，蒋介石亲赴郑州检阅了西北军。在冯部老将马福祥的建议下，蒋介石与冯玉祥互换庚帖，义结金兰。蒋介石给冯玉祥的帖子称：“安危共杖，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冯玉祥给蒋介石的帖子称：“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二人换帖后，焚香叩拜，共同起誓：“同心同德，生死与共。”接着，蒋介石一声：“大哥——。”直叫得冯玉祥心头一热，眼泪夺眶而出，口称：“贤弟——。”二人相约，携手奋斗，共同完成北伐大业。
    当是时，张作霖的“安国军”号称百万，实际只有六十万人马；对京汉路、津浦路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取攻势。国民革命军方面共有四个方面军，参战部队计七十万人，亦号称百万。其中，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约二十九万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约三十一万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约十五万人，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约二十四万人。蒋介石的总战略部署是：何应钦任总参谋长留守南京，蒋介石督率第一集团军由津浦线北进；冯玉祥率第二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阎锡山率第三集团军出击京绥线，最后会师北京。李宗仁、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驻守长江以南，以巩固后方。
    战争开始后，第一集团军顺利攻取台儿庄、韩庄；其作战的主要对象是张宗昌的鲁军。鲁军虽有六万多人，但多系土匪改编而成，且其精锐早已被冯玉祥在河南战役中基本歼灭，余部士气极为低落。其前线总指挥许锟躲在天津租界吃喝玩乐，不肯到位。面对蒋介石大军的猛烈进攻，张宗昌为保存实力，下令鲁军总撤退。鲁军败逃后，将孙传芳部暴露在蒋军和冯军的夹击之中。孙传芳部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在混战中节节败退。冯玉祥部接连攻克济宁、兖州；蒋介石部从鲁南北上，与冯部会师于泰安。蒋、冯在泰安会晤后，命令各路人马向济南发起进攻。孙传芳闻讯，自知济南孤城难守，带领残兵败将弃城北逃。
    5月1日，蒋军陈调元、刘峙、顾祝同部相继开进济南；蒋介石亦随即由泰安抵达济南。
    蒋介石进入济南，在山东省督办公署设立总司令部，随即抚绥军民，召开军长以上将领会议，任命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是夜，蒋介石向南京政府及各路军政要员发电告捷，并称：“济南大捷后，仍当督率各军迅速追歼残敌，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
    次日中午，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和宪兵司令小泉共同拜会蒋介石，声称：“日军将从济南撤走，故特来辞行。”蒋介石以礼相待，亲自送行。不料，西田和小泉出城后，赶到日军司令部，立即背信弃义，命令日军发起挑衅，向城中疯狂开炮，并出动军队肆意屠杀居民。城中军民毫无防范，顿时死伤累累，惨不忍睹。顾祝同部遭到重创，被迫进行抵抗。
    蒋介石眼见日军蛮横无理，蓄意挑衅，却下令中国军队不准还击，并要求各部一律撤出城外。蒋介石把司令部匆忙迁到城外的党家庄车站，电邀冯玉祥速来会商军务。同时，蒋介石派出外交部长黄郛赴日军司令部交涉，被日军师团长福田下令扣押。
    3日，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包围山东特派员公署，将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职员十九人全部抓捕。蔡公时当即表明身份，抗议日军的暴行。日军将蔡公时捆绑毒打，继之以刺面、割耳、断舌、挖眼等酷刑，随后将十九名被捕人员全部枪杀。日军继续作恶，放火焚烧了外交处办公大楼。
    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在党家庄车站与冯玉祥等举行军事会议，在既不敢抵抗日军的侵略，又不愿放弃北伐的矛盾中，选择了避开日军，绕道渡过黄河，继续北伐。蒋介石要求冯玉祥会同阎锡山速攻北京，他自己则前往泰安，准备退回徐州观望。
    6日晚，日军向济南城发起总攻击。日军师团长福田同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严令中国军队全部退出济南。蒋介石接电后，召开军事会议，在“小不忍则乱大谋”思想的指导下，答应了日军的全部条件；并电告南京政府称：“中正至此，虽欲对福田继续谈判，亦恐无从着手，特请政府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以此向全世界宣布。”南京政府接电后，除由外交部对日本提出抗议外，决定了“先北伐，后外交”的策略，同意了蒋介石“放弃济南，绕道北伐”的计划。于是，蒋介石下令济南守军全部撤出；任凭日军占领济南，再度烧杀抢掠。蒋介石的步步退让，使日军更加野蛮疯狂，大肆屠戮三日，共造成中国军民死亡六千多人，伤一千七百多人，房屋焚毁一万多间，财产损失近三千万元。
    日军残杀中国军民的暴行，激起了各地民众的反日怒潮。对此，蒋介石却下令各军，“要忍辱负重”，并声称：“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就这样，在日军疯狂挑衅、野蛮屠杀中国军民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不作任何抵抗，采取了退让妥协的方针，放弃济南，绕道北上，继续讨伐张作霖。后人有诗讥之曰：
    日寇疯狂杀同胞，南京政府有高招。蒋总司令善忍辱，放弃济南会绕道。
    济南惨案后，蒋介石率领卫队退居徐州，静观北伐战况。此时，第一集团军从齐河、东昌一带绕道渡过黄河，向河北挺进。第二集团军从齐河渡过黄河，先后攻克大名、顺德、高唐。第三集团军从井陉出发攻下平山，占领石家庄。张作霖的奉军和孙传芳的残部全线溃败，纷纷丢弃阵地，争相后撤。
    奉军全线惨败，使张作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从北京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要求停战。蒋介石置之不理，下令各路大军加强攻势，不给奉军以喘息之机。岂料，冯玉祥部在攻下阜城、武强后，因不愿孤军深入，而停留不前。阎锡山部因在保定与奉军血战，伤亡惨重，亦按兵不动。
    战场出现僵局，蒋介石正思何以应对；忽接桂系军阀要求参战之电报，不由得大喜过望。蒋介石立即命令白崇禧率领桂系大军从汉口出发，星夜赶到郑州，加入战斗序列。战场局势发生巨变，奉军失去招架之力，争相撤退。蒋介石发出全线总攻击的命令，蒋、冯、阎、桂四路大军互相争功，铺天盖地，压向京津地区。奉军全线崩溃，军心大乱。孙传芳眼见大势已去，在北京通电下野，其残部由郑俊彦率领向国民党军队投降。
    6月2日，张作霖下令所部撤出北京，并通电声明：“此后政治问题，悉听民众裁决。”此时，北京城里一片混乱，奉军各部纷纷涌向车站，争先恐后的向东北撤退。张作霖的大帅府内乱作一团，副官、参谋个个张慌失措，侍从、卫队乱哄哄的整理行李，搬运装车，准备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