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潼虽然提出问题，但却并不负责解决问题，当然就算他想解决，大家也未必就会让出舞台、由他发挥。
    代北道大军入充宿卫，他并不反对，他也明白这支军队虽然出去溜达几个月没打仗，但也的确士气低迷、思乡情切，再直接安排前往边疆各州防守突厥，的确是有些苛刻了，不恤士力，会让军心更加难振。
    群臣议论中，李昭德与狄仁杰的意见倒是颇具代表性，可以说是代表着鹰派与鸽派。
    李昭德主张在各州、特别是关中招募勇壮，北上朔方，一旦突厥来扰，便给予迎头痛击。而狄仁杰则主张传告边境各州坚壁清野、以防御为主，同时派遣使者前往突厥，与默啜进行沟通，必要时甚至可以赐予一定的名号，以确保朝廷能够尽快度过这一段政局的动荡时期。
    两人各陈观点，各有理据，同时也都各有一批拥护者，使得议论陷入了僵局，一直等到今日朝会结束，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群臣退朝后，李旦特意留下了李潼。这一次李潼倒也没有拒绝，搭救王美畅一时也让他跟他四叔的关系得以缓和。
    “遥想国朝当年，被甲之士六十余万，宇内谁堪为敌！时过境迁，至于今日，区区一群亡国之余的贼虏，竟然让我朝情僵持，不知何以应对！可悲，可恨，我实在愧见祖宗！”
    李旦在观风殿的厢殿里接见李潼，摆手屏退宫人们，望着侄子抚膝长叹道。
    “旧事幽隐，不堪回首。但幸在如今诸事归正，勉力以行，惟求无愧。”
    听到李潼这么说，李旦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指着这个侄子说道：“我真是羡慕慎之你这少壮襟怀，是啊，咱们叔侄俱是盛年在享，何必畏惧眼前这短时的危困！那么朝议两位相公所论，慎之你更认同哪一种？”
    李昭德与狄仁杰所论，归根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生活。
    在李昭德角度而言，突厥不过一群亡国之余，是在大唐恩威宽恕下才得以苟延残喘，骨笃禄兄弟虽然啸聚一时，但朝廷始终对他们都不予承认。
    如果放开了这道口子，那么突厥对大漠的统治将更加的具有合理性，也会给边境一众羁縻州与蕃胡们更多骑墙观望的选择，所带来的祸患是长远的。
    但狄仁杰则觉得，应该更加着眼于现实，高宗时期便已经有了穷兵黩武的迹象、府兵崩溃、国无强军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武周前后长久的政治动荡也带来了严重的内耗。
    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维持帝国核心利益之外的边境秩序，不如抓紧时间尽快恢复国内秩序，先作休养，再作雄图。
    李潼也不清楚他四叔询问他的意见，究竟是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还是对他的一次考验，又或者兼而有之。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并不打算藏私。
    “突厥贼势游荡，来去不可捉摸，若是今冬用兵，怕是已经害我边城，眼下所计之重，还是后续攻防补救。”
    讲到这个问题，李潼也有一些郁气，代北道大军难得有了一个直闯空门的机会，但却临门盘桓不入，回撤途中才得知骨笃禄暴毙，继任的默啜有什么举动，想必也早已经付诸施行，只盼边境各州能够妥善防守，不要让突厥这一次入寇造成太大的损失。
    至于说后续该要如何防备突厥，其实也有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历史上张仁愿所兴筑的三受降城。有唐一代，都没有大规模的修筑长城，而三受降城的修筑，本身也是以进攻为主，只是到了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三受降城才转为防御体系。
    历史上，张仁愿是趁着默啜西征、漠南空虚，趁着这个空档，才将三受降城抢筑起来。从此以后，大唐便在漠南拥有了一个整体的边防以及进攻体系，将突厥的活动轨迹直接排挤出漠南。
    眼下突厥的活动虽然也很猖獗，在漠南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但并不意味着眼下就没有修筑三受降城的基础。事实上，眼下的基础较之历史上张仁愿时期还要更加优越。
    骨笃禄虽然是突厥的复国首领，但突厥真正强大起来还是在默啜时期。特别是营州之乱爆发后，武周在北方的力量空虚暴露无遗，这是突厥难得的壮大时期。默啜也在这一时期获得朝廷正式承认，边境诸羁縻州几乎尽数倒向突厥，突厥在漠南的行动轨迹更是猖獗一时。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张仁愿在中宗景龙年间，主持修筑三受降城，这才让朝廷终于拥有了有效压制突厥的手段。三受降城的建立，也是中宗一朝为数不多的边事亮点。
    至于眼下，突厥虽然已经复国成功，并非短时间内能够彻底剿定的边患力量，但也仍还没有达到势大难制的程度。
    不说垂拱三年黑齿常之大破突厥骨笃禄，单单几次薛怀义北讨突厥，全都是不遇敌踪，根本没有跟突厥进行交战。一方面自然是因为薛怀义运气好，另一方面也是突厥还没有足够力量能够迎战大军。
    所以眼下突厥的战略主动权，就是流寇作案的时机与地点的选择，所依仗的主要是大唐在漠南边境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攻防体系。
    毕竟武则天女主当国，也不敢将权力过多下放给边将们，而且还频繁更换、多有乱命。单从这一点而言，在突厥的复国与壮大过程中，武则天对骨笃禄兄弟俩，简直比亲儿子还要亲。
    “突厥之患，只是流寇之疾，但若长久视而不见、失于应对，则必成糜烂之灾。臣请遣边务良才，缘河巡察，兴筑雄城，以城为点，烽候为信，直插漠南腹地，阻敌机动之能，长此以往，贼势必虚！”
    李潼虽然知道三受降城这样一个制敌良计，但具体的战术考量、选址所在，就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了。
    但只要提出这个思路，具体的战术实施大可以交给相关人员，别的不说，张仁愿眼下还在安西都护府，本着病向浅中医的原则，眼下便可以直接派往朔方进行实地考察。
    不过李旦在听到这个计策后，忍不住皱眉道：“古来制贼，俱缘河而守，如今贸然筑城于漠南之境，士力废巨、钱粮大耗且不论，若一旦为贼所据，恐怕将要危害更大！”
    李旦所提出的疑问，倒也并非没有道理。三受降城在战术上的一大创新，就是筑城于漠南草原腹地，虽然在唐以前，也有类似受降城的建筑，但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受降城，是接受漠北胡虏投降的场所，本身并没有太强的战略意义。
    三受降城之所以能够发挥出那么高的战略价值，除了战术本身的革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必须搭配以大唐本就强劲的军队战斗力。
    大唐本就胡风颇重，在骑兵战斗领域更是不落下风，最起码，无论是突厥还是其他的胡族，在与大唐为敌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形成过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兵种压制。
    所以三受降城本质上之直接把大唐军队的前进战线推进到漠南腹地，否则只凭三座城池与一众烽堡，也很难形成那样难以突破的战略压制。
    至于在漠南腹地筑城以及维持下来，花费颇巨那是肯定的。但是跟突厥肆无忌惮的横行漠南，屡屡侵犯边境诸州相比，这些花费实在是不值一提。
    如果现在不对突厥进行有效的制约与封锁，那么未来所付出的代价将是海量的，远远不是三座受降城的花费能够填满这个大坑。
    “臣生而天家子孙，衣食用度俱有养靠，本不需豪封大邑畅享富贵。愿将所封尽捐国用，只求边镇安详、贼胡不敢南下牧马！”
    李潼起身作拜，正色说道。
    眼下直接让朝廷府库拨付钱粮在漠南筑城，是很困难的，这一点李潼很清楚。但三受降城建的越早便越早受益，这一点又刻不容缓。
    李潼眼下实封两千三百户，乃是宗室之中第一富豪。但老实说，除了实封数量最高这一点虚荣之外，他其实并不怎么在意实际的收入多少。真要没钱养家了，大不了吃软饭。
    再者，李潼也想压一压实封泛滥这股风潮。开元时期虽然国力日渐强盛，但是朝廷的直接收入却没有成正比的提升，主要原因就是宗室权贵们占据了大量的税户收入。
    虽然大唐对宗室的待遇远远比不上后世的明朝，但宗室所封也是一个颇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在贞观以前，朝廷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节制的，哪怕亲王食邑也不满千户。
    不过到了高宗时期，为了拉拢宗室，就有点不着调了，基本亲王都是千户起封，与武则天的儿女们也尽数逾封。但问题也不太大，毕竟很快那些宗室们就都被武则天干掉了，儿子都不留情。
    唐代实封真正泛滥，是从中宗朝开始。李显这个皇帝当的本就底气不足，所以唯以此示恩宠，相王、太平、安乐等公主，都是七千户起。而被武则天干掉的那些宗室，也统统得以续嗣，加以实封，更优越于前。
    开元时期也继承了这一政策，李隆基几个兄弟们都是五千户起，甚至就连李守礼个大宝贝都混了一千八百户的实封。虽然后来的皇子皇孙又降到了亲王两千户，公主一千户，但跟唐前期相比也是翻了一倍有余。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政变功臣，也都得受实封。
    李潼现在愿意把自己的封邑捐了以修筑三受降城，除了发扬风格、共御贼寇之外，也是为自己打算。
    总之老子以后当家做主，是绝不可能这样厚封。宗室看顺眼的，赏赐些财货还能促进一下经济消费，但谁要想直接受封成千上万户，那绝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