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天门前，雍王无论言行俱霸道至极，而在场一干时流不管感受如何，一时间也唯有俯首听命。
    在做出了第一项人事任命后，李潼话锋一转，便开始着手解决眼前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那就是神都诸家率入皇城中、眼下仍然聚集在则天门前的部伍们。
    今次率队进入皇城者足有将近二十户的时流人家，既有弘农杨氏这样的勋贵豪门与张说等河南土豪，也不乏陈铭贞、徐俊臣等投机客。人势多的数百员众，少的也有十几员跟随听用，全都整合起来的话，那也是足足四五千人，是一股颇为可观的力量。
    看着则天门前乱糟糟几千卒勇，李潼一时间也有些犯难，对于该要如何使用或者说处理这一批人、感到有些头疼。
    让他们各自归家当然是不可能的，眼下神都城中秩序尚未完全恢复，无论是定乱还是作乱，这些年轻的丁壮力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况且他们各自主家难免居心叵测，远不只有一个杨嘉本，一旦放开了管束，还不知会生出什么幺蛾子。
    将这群人完全收编进定乱队伍中也是不可取的，起码在原本的人身隶属关系还未解除之前贸然收编，这群人的忠诚度仍然极为可疑，未必就能完全贯彻李潼的定乱方略，即便是秩序重新建立起来，也会埋下许多隐患。
    略作沉吟后，眼见各家卒勇进食将近尾声，李潼便又下令吹起号角，将人众招聚在则天门前，并大声道：“今日皇城之内与诸位协力共战，痛歼贼逆，诚是快哉。此前战中，旗号声令多不协同，诸员战功仓促之间亦不能详录。唐家用士，赏罚分明，恩威施给，尤尚信义。当阵身有斩功者，入前自表！”
    听到雍王的呼喊声，则天门前顿时响起了一片嗡嗡议论声。这些诸家参战卒员，多数都不是正式的甲士，乏甚戎旅经验，但哪怕经验再怎么缺乏，也都觉得这样的计功方式显然不是常例。
    但无论是不是常例，既然雍王殿下已经如此喝令，便也有人开始陆续入前，毕竟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此前攻入皇城中的乱军同样有几千众，在则天门前碰的头破血流之后，很快便发生了溃退。但是随着各家卒员自诸宫门涌入，绝大多数乱军被围困扑灭于皇城内，所以各家卒徒身有斩功者不在少数。
    很快，则天门前诸家卒众们便分成了两部分，站在前方的便是在刚才战斗中有手刃敌人战绩者，出列之后便不无期待的昂首望向站在城楼上的雍王殿下，约莫占了在场人众三分之一的数量。至于仍然站在原地那些人，则就不无遗憾与失落，显然接下来就算有赏格发授，他们也必然要远逊于那些斩首之功。
    等到两部分人各自立定，李潼抬手吩咐他新任命的定乱使陈铭贞将那些身有斩功者引至一侧，记录名号以造功册。
    同时，他于城楼上俯瞰着仍然停留在原地的众人，并继续大声道：“国都遭乱，宸居动荡，诸位能奋力捐身于阵，已是忠勇可夸。战阵混乱，功事无所依凭记录，尚能克己自守，不作贪赏冒功，信义如此，风骨如玉！时局板荡诚是不幸，但能见器才林立，亦足快意！”
    说话间，他又将视线转向那些率众至此的各家族人们：“国有忠勇信义如斯，何患覆道之贼猖獗？报国之门，大启此时，诸家荐献有功，亦需重酬！往者主仆之义深在，今日战阵诸员戮力杀贼，亦彰诸家赏识之明。我不忍勇义诸员荒置在野，亦不忍加之弃主之名。今日勋功计量倍酬，一给诸家，一给群勇，诸位可愿全我爱才之计？”
    在场众人听到这一番话，神情先是惊愕，片刻后便渐渐有人脸色变得难看起来。雍王这一通盘算，明晃晃的离间戳人心肺，可偏偏又说的大义凛然、掷地有声。
    他们如果要当场拒绝，且不说雍王会不会羞恼报复，单单他们各家仆员的失落与懊恼只怕都难以平息。但若真一口答应下来将这些仆员勇卒们尽皆充公，又难免心痛不已。
    在场众人当中，的确不乏如陈铭贞、徐俊臣之类投机客一早就打定主意抓住机会便投靠雍王，当然也免不了真正忠勤王事者。
    但诸如观国公杨嘉本之类，打算挟势制衡雍王者同样不在少数，虽然随着杨嘉本身死，这个念头已经不敢再轻易流露出来，可眼下连场景都还没转换，就被雍王连消带打、要将自家筹码力量给收编了，一时间多多少少是有些不好接受。
    虽然一时间有人难作决断，但对于一些人来说，眼下任何一个需要表态的时刻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此前一直没有抢得表现机会的徐俊臣这会儿便忙不迭的越众而出，匍匐在地并大声道：“如殿下前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义有大小之伸屈，殿下镇国扶鼎，乃应天承运之大计，人间称义者无过于此！臣安敢私计恶阻于大义，亦不敢贪赏窃食将士之勋功……”
    徐俊臣的踊跃发言，起到了一个极好的表率作用，接下来又有数人出列表态，愿将所从属卒员献出、并推辞掉格外的恩赏。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表态，仍在沉吟难决几人便心生危机感，哪怕心里极不情愿，也只能硬着头皮表示一切听从雍王殿下的安排。
    等到在场时流多数表态之后，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则天门前所聚集的这几千卒众的确给李潼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从强杀杨嘉本到之后各种鸡血壮言，其中多半意图都是为了收编这几千人。
    皇城中扑杀叛军之后，接下来想要进一步掌控神都城，无论如何绕不开眼前这几千卒众。但这些人身份又比较特殊，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坊曲百姓，而是分属于时流诸家的奴仆。
    如果用朴素的人权解放思维处理，登高一呼，豁免这些人的客奴身份、给予他们法律上的独立地位，他们就会欢欣鼓舞、舍死效命，哪怕屠刀挥向旧主。但这种做法，现实中可行性实在不高。
    倒不是说这些人生具奴性、不愿争取独立自主的地位与人格，而是唐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任侠尚义的精神，主仆之间不仅仅只是一个身份关系，更有一层恩义相结的社会伦理道德约束，这种道德伦理在以武勋起家的关陇勋贵群体中也甚有表现。
    这其中一个比较鲜活的例子就是隋初韦衮有奴桃符，健壮有力，每随出征多有建勋，后来韦衮将之放免从良，并代之表奏功勋，获得朝廷封犒。桃符杀黄牛献主乞姓，韦衮赐之姓韦，桃符仍不敢与故主同姓，只称黄犊子韦。
    《朝野佥载》有说，韦衮之所以赐奴同姓，就是防备着时过境迁、后代子孙不知前事而与奴家乱婚，赐同姓之后便没有这样的隐患了，骨子里仍然看不起奴仆。但韦衮若知后世出身黄犊子韦的韦后倒台后，京兆韦氏受其连累被大杀一通，会不会后悔当时的这一点精明。
    抛开别的不说，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主仆相得的例子。彼此之间的情义以及互相成就，听来显然要比冷冰冰的制敕宣令要更有人情温度。
    唐人这一点尚义的精神，李潼是深有感受，越是出身底层，这种知恩图报的道德感就越强烈。毕竟他自己本身从弱小到强大，便深得此利，所以在具体情况中，也并没有忽略这一点。
    “义无谓大小，概是人间正气！我爱此间壮才，恩赏厚给，群卒凭此酬报故旧，诸家份内应得、安然受之，毋须推辞。纵然事付舆情，宁我当此夺士之恶，不使群员义气有损。”
    徐俊臣这个机灵鬼托儿当的是不错，不过雍王也自有宏大一面，自然不会吝啬这一点恩赏。
    义无谓大小，但前程却有。投靠雍王无疑是要比留事故主拥有更多的机会、更远大的前程，而在这选择中所产生的背叛感与负罪感，雍王替你们解决！
    听到雍王这一番宣言，再见各自旧主也都表态愿意捐士献力，在场诸家卒员们各自也都异常振奋，齐齐叩拜响应谢恩。
    这一幕落在时流诸家眼中，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是滋味，不说各自仆员被征夺的失落，更隐隐感觉自己等人出现在此地就是多余。
    这一群多余的人也没有留此太久，很快雍王便安排卒员将他们引入皇城中一些闲余的官廨暂时安顿下来，同时对各家卒员们的整编也正式开始。
    虽然皇城中诸司官吏尽数亡出，但大内自有习艺馆、云韶府等教授宫人的机构，宫人能作读写记录者不在少数，数十人分别携带纸笔入列统计，用了小半个时辰，便初步的造册完毕。
    兵册造定之后，李潼又着宫人自大内搬来两个镶金嵌玉、异常华美的箱笼，一者用于收存籍册，一者则放置在则天门前，而后继续宣布道：“犯宫之贼虽已伏诛，逆乱之贼尚未扫灭！今夜于此造册点兵，营旅编创，巡定全城，明日诸营聚首此门，投名于箱，具功者授仁勇副尉、上功者授仁勇校尉！立此金玉之盟，若有违背，天人弃我！”
    则天门前，听到雍王所开具赏格，气氛顿时又沸腾起来。
    在场诸卒员们，本身多为客奴之身，能够放免奴籍、成为良民已经是一大幸运，原本以为所谓的恩授无非量勋几转并一些钱帛赐给，却没想到竟能凭此功事一跃成为在品的官身。
    虽然仁勇校尉与副尉仅仅只是九品上下的官阶，但却是从奴身到官身的一大跨越，对于这些此前几无前程可言的卒众们来说，无疑是一莫大机遇。因此则天门前叩谢声一时间如风雷一般，经久不息。
    李潼开具出如此惊人的赏格，自然也是经过了一番考量。
    虽然他背后有着整个行台以及数以巨万的大军，但接下来的各种军事任务也是极为繁重。且不说诸边外敌的扰寇与已经竖起反旗的契丹，单单畿内以及诸州局势、特别是仍驻河东的数万大军，就需要足够的力量加以镇抚。
    特别眼下还只是三月末，关中仍是农忙，起码要到五月初，才能完成大规模的甲卒征调。至于眼下，也只能将现有的力量进行充分发挥。
    神都局面崩得稀碎，两衙军事荡然无存，就算是陕州以及潼关方面后路人马陆续入都，也是不足两万甲卒。且不说神都秩序的重建，一旦他四叔的旗号在河北竖起来，即刻就要组织渡河征讨，从速定乱，避免河北局势糜烂成灾。
    杨嘉本等关陇残余势力，李潼并不怎么放在心上，这些货大凡还有料，不至于让神都局势崩坏成这个样子。但这些人所掌握的门生奴仆，仍然是一股可观的力量，值得接纳吸收。
    一口气放出几千个低品武官的散职，包括相应的禄料发给，李潼也并不感觉心疼，事实上他早有将六品以下武散阶作为大规模功劳给授的想法。只不过此前行台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权力，军功酬给的时候只能在钱帛方面加大力度。
    贞观年间定制，凡九品以上文武职事官，皆带散官衔，谓之本品。这话说起来就像是文武散官仅仅只是官员相应的职称与待遇，是辨别品级的一种标准。但事实上，虽然有官则必有散，但有散则未必在官，后者才充分体现了大唐官制贵族化的一面。
    所谓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这其中封爵、亲戚、资荫，统统都意味着政治资源的世袭化，只要生在权贵人家，母胎里就带着官品。
    秀孝是指人的才情德性、姑且不谈，勋庸和劳考则是事功，只有做了官才能谈得上事功，才有了叙阶的资格。
    李潼倒不排斥政治资源的父死子继，毕竟他自己出身既尊贵、爸爸又多。而且对于如何破除世族政治、贵族政治，历史也早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发展科举，让朝廷选士的途径更加下沉普及。
    但是在军事上，历史给出的答案则就相对比较晦深或者说沉重。虽然原本的历史上，受困于军事人才的断层，武周后期开设了武举，但武举给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与回哺则就远逊于科举。
    这当然也很正常，军事本身就是一个实操性强的领域，也是统治集团最为关心与防备的话题，检验与试错的成本都极为高昂，远不同于科举、政治。
    如今的大唐，在军事方面又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渐变过程，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业已崩溃，而大规模的募兵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开元、天宝由盛转衰的经历也说明了即便这一套体系建立起来，所带来的结果未必能尽如人意。后世多有诟病的盛唐时期节度使权力畸大以及重用胡人将士等问题，除了唐玄宗晚年扒灰降智，其背后也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李潼也算久掌军机并且经常身临前线，抛开更加宏大的军制问题不谈，人事方面他感受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军队方面上升途径实在是太少了，普通的小卒、哪怕是一线的精锐战卒，如果没有特殊的际遇，几乎不可能获得升迁，从卒提升为将。
    军队中的将领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出身寻常人家，这一点在行台西军中也不例外。将领主要获取途径，在于两衙诸卫的宿卫体系，特别是南衙亲勋翊三卫，这三卫中主要成员就是官宦子弟，天然的就已经把平民子弟排除在外。
    所以李潼也一直在考虑，放低一下军功的酬给标准，特别是低品武官的给授，让普通士卒通过自身的努力相对更加容易的完成从兵到将的过渡，以此激发底层士卒们的尚武勇义，同时给朝廷开拓一下军事人才的遴选规模。
    至于这当中所产生的行政开支，首先低品散官没有职事在身、是不给俸禄的，其次即便他们享有一些经济特权，干掉一个国公所节省的禄料开支，弥补百十个低阶武官的损失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的普给滥授会不会造成武散官含金量直线下降？这是一定的，但那毕竟是以后需要面对的问题。李潼这种奖犒力度还是小的，他们李家刚造反那会儿，高祖李渊打进关中普授五品官，被人劝谏封赏给的太泛滥了，但李渊回答咱是造反、不是吃席，如果不成功、他妈的命都没了，现在计较这个就是多余。
    眼下李潼所面对的局面虽然不是起家造反那么艰难，但也是社稷存亡、多事之秋，如果搞不定，祖宗都得让人给扬了，更没有必要拿几年、十几年之后将要面对的问题来制约当下的言行选择。
    而且这一次群众们在则天门前助阵扑杀叛军，功劳的确也不小。虽然我家大门常打开，但那是北门自家人瞎闹腾，这一次差点被正面直刚，想想也让人觉得后怕。所以超格论功行赏，也是情理之中。
    借着赏格公布、群情振奋之际，李潼又下令进行营伍整编。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花巧，在场神都群众三四千人，三百人编成一营，以五十名在守则天门的行台老卒为核心，将已经阵列整齐的神都群众逢十抽一，很快就编成了十五个营队。
    有了基本的军事编队后，接下来再使派任务就简单多了。诸营分成三班，两班出巡全城，一班留守皇城，肃清城中街道，若是遇到大规模的乱卒流窜亦无需出击，尽快回奏皇城，由皇城出兵捉讨，捉讨使由行台部将赵长兴担任。
    当定乱使陈铭贞率队出巡全城之后，李潼才终于有时间了解一下綦连耀此次叛乱的具体情况。这一次叛乱发生的突然，李潼之所以提前知晓并疾行归都，是来自于田少安的报信。田少安的报信中也只是指出了有这样一种可能，具体内情所涉不多。
    “此乱所以兴发，根源仍在逆贼韦承庆。韦贼密谋迎回庐陵王，并暗使同谋诸家阴聚卒力。但因圣、因南衙将士入坊扑杀韦氏满门，致使城中群逆无有协调，綦连耀以洛州司户参军预谋奸计……”
    徐俊臣这家伙一直远远候在一侧，等到雍王开始询问相关事情的时候，便疾步行出讲述起来。
    李潼听着徐俊臣的讲述，心里也渐渐将这一场叛乱脉络稍作勾勒。简单而言，綦连耀叛乱就是庐陵王潜逃归国的一次余波事件。
    随着韦承庆被杀于坊间，神都城内相关同谋者一时间也是群龙无首。接下来南衙将士再作搜捕，但本身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再加上贪功冒杀，对于相关逆党打击远远不够，反而让整个神都城秩序更加崩坏。
    之后圣人李旦被哗变的北衙将士劫走，南衙这些剩余将士也陷入了崩溃。神都那些涉事人家势力聚集后，同时也陷入了一个尴尬局面，那就是庐陵王不见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无所谓善恶忠逆，整个神都城都陷入无序的混乱中。
    綦连耀身为庐陵王谋反同党，官爵、权势并不最高，但其所担任的洛州司户参军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位置，掌管户籍、赋税、仓储等民生息息相关的事宜。虽然官职所带来的权力也因为秩序崩坏而不复存在，但却能够让他在动乱发生的最初掌握相当一部分人物力量。
    “綦连耀先使州吏把守州府仓储，洗掠存货，之后又凭籍掠取诸坊高户，人物强取，势力大壮。都水使者刘思礼与之有旧，早有通奸之谋，趁乱游走坊间为其游说、招募同谋，寒家亦为造访……”
    张说继续做出补充，并从怀中掏出一份名单递了上来：“臣家虽不为名族，亦累世领受唐家恩禄，自不与贼同流合污。唯贼势大，不能力敌，蛰伏坊野，细收罪证，凡所叛逆与谋者，俱录此中……”
    李潼接过那名单略作浏览，继而又神情沉静的递回给张说，并说道：“道济立身方正，虽立身浊流、却能忠贞不屈。辨察使职便付予你，为我察发都畿潜藏贼恶，勿枉勿纵！”
    张说听到这话，一时间既喜且忧，喜的是能在雍王新班底中得居一席使职，忧的则是这职务所司典刑、本身就是一个结怨的差事，跟他对自己的定位颇有偏差。但雍王既然已经授意，他也不敢拒绝，只能恭然领受。
    至于徐俊臣，听到张说把他的老本行给占了，顿时也是满心的失落，眼下的神都城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比富饶的狩猎场，摩拳擦掌的手皮都快磨破，居然英雄无用武之地。
    李潼自将徐俊臣的落寞看在眼中，接着便笑语道：“定乱扶鼎，首在诛恶，然诸功士若犒给不及，不免人情离散。徐某可愿担当访问，为我扩取坊间人、物，以实仓邸之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