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潼抵达应天门城楼上时，向下俯瞰便见到应天门外人头攒动、群臣班列整齐。而当群臣见到元嗣殿下出现在城楼上时，也都纷纷大礼见拜。
    在群臣前班，诸宰相再拜而起，昂首望向城楼并大声呼喊道：“向者国失所御、运程遭劫，内外忧恐，民不聊生。唯我元嗣归国以来，始信天命未改，运数有归！故谓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殿下之所应也！宝位不可虚在，元嗣应运而出，臣等顿首再拜，恭请元嗣早莅宝位、兴邦应圣！”
    “臣等顿首，恭请元嗣早莅宝位！”
    宰相们喊话完毕后，群臣伏地再拜，一时间应天门前喊声雷动，场面热闹无比。
    这样的场面，对任何人来说都有着一股莫大的吸引力，李潼自然也不例外。
    他站在城楼上，感受着群臣扶策拥立的热情，忍不住吸了一口气，但在过了一会儿之后，还是示意中官喊话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天命验应，万机彰瑞。邦家之逢短厄，政治偶有失守，靖国安邦，义不容辞。前者勤勉在事，先天下而后宗家，道之所指，济之所行。今者内外悉定，黎元安生，唯我宗家尚荒于祀。唐家无负苍生，亦请诸卿助我兴祀，除此别无所求，诸事容后再议！”
    大位已是一步之遥，但李潼还是强忍下这莫大的诱惑。正如他奶奶所言，他并非顺取大位，所以越到这关键时刻，尤需注意细节。事情要做前后呼应，只有回到关中祭拜祖陵之后再正式登基，才能将他四叔一系帝传法礼性降到最低。
    当然群臣劝进也不是没有意义，一方面自然是摆出一个特殊的场景、让他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理念，另一方面那就是整合朝野人心，督促诸州尽快派遣朝集使入都，随同西归祭祀。
    在中官将元嗣殿下的意愿宣达数次之后，围聚在应天门外的诸朝臣们才纷纷散去，各归本署。这一次的劝进虽然只是一项面子工程，但也标志着接下来朝廷的用事重心要发生转移。
    此前朝廷一直忙于定乱复治，恢复民生并剿定各方的叛乱。随着河北战场上产生了重大的突破，内忧外患都被有序的解决掉，接下来自然是要专注于大位兴继的问题。
    原本政事堂中只有一位宰相欧阳通负责相关的礼事筹备，在这一次应天门劝进结束之后，宰相李思训也被加派了新的任务，以光禄勋而加任西归知顿使，开始着手进行从洛阳返回长安这段路程上的人事安排。
    与此同时，朝廷也将言路放开，以中书侍郎杨再思亲自负责各方投书劝进的表章。御史台诸御史并集英馆众学士们，也几乎都是一日一表的频率向中书省投递奏书，包括都畿士民也都广泛的参与到这一项大事的讨论中来。
    在这一场舆论的造势引导之中，两京的文学之士可谓大放异彩。诸如张说、陈子昂等人的相关奏文也都盛传士林坊间，张说等朝士奏书语气还算比较缓和，无非盛赞元嗣殿下先国后家、大义凛然。但像陈子昂这种曾受挫于此前朝廷的文人，措辞用语那就尖锐得多了。
    在陈子昂的笔下，已故相王可谓罪恶满满，两次临朝无告祖宗、以至于不能受到先王庇护、两失其位，嫉贤妒能、防范宗藩尤甚敌国，任由突厥虐害国民。还有纵容外戚，所任非人，激化东北局势，险使高宗朝以来的东征功业毁灭一空等等。
    陈子昂这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就连李潼看了都感觉后背冒汗，原来他四叔犯下了这么多的罪恶，若非最后还有他能力挽天倾，恐怕已是国将不国。
    当然文人一支笔，是非功过都有夸大，不以危言则不足惊众，这种全面否定的文笔当然是略有偏颇的。但世人向来都以功过而论成败，凡人与事如果一味的三七开、求公允的讨论，也不利于舆论的统合。
    起码眼下的李潼是需要这种声音，给世人营造一种前后优劣对比鲜明的观念，所以还是授意将这一份奏文流传出去。
    这么做虽然有些不地道，欺负他四叔已经不能发声，孤儿寡母形单势孤，但李潼也并不怎么惭愧。
    就凭他过去这段时间殚精竭虑的收拾他四叔留下的这幅烂摊子，就凭他四叔两次登基都没有给家国带来什么贡献，眼下牺牲一点身后名使得世道能够更加顺畅的向前发展，也算是不辜负两次糊涂的经历。
    身为一个帝王，积极面对并且妥善处理错综复杂的家国大事，本来就是其不容推辞的责任与义务。两度为君如果仅仅只是给人留下一个“这是一个好人”的单薄印象，那这一个皇帝也算是失职到了极点，毕竟治理国家可不只是与人为善、跟人做朋友那么简单。
    陈子昂这一篇奏书流出以后，在士林中也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当然是有许多人都觉得对故相王的评价有些刻薄，但就算有人想发声反对，笔力上已经不及陈子昂这样的大文豪，更拿不出什么实际有力的证据去反对陈子昂书中各种论点。
    毕竟这些事情都是实际发生的，只不过事情所发生的背景极为复杂。虽然陈子昂书中对故相王的决策影响作出了夸大，但故相王作为当时国事第一决策人，终究也是难辞其咎。
    虽然有一些人出于对故相王的怜悯等感情，不太认可过于激烈的恶评。但绝大多数朝野时流也都深受恶政祸乱所害，对陈子昂的许多观点都表示支持。
    朝野之间围绕于此的讨论，也直接影响到了朝廷对故相王谥号的议论，以至于太常寺都提出“戾”字这样的恶谥。不悔前过曰戾，故相王两临尊位，第一次垂拱而治、无所作为，第二次又纵容奸臣把持朝政，最终引祸于身，更连累家国，从这一点而言，“戾”字倒是能够很好的评价其人一生。
    但当太常寺将这谥号奏报上来的时候，李潼却有一些犹豫。他纵容朝野舆情对故相王有所抨议，是为了统合当下的人心情势，但谥号却是需要流传后世的。
    以“戾”字作为他四叔的谥号，李潼还是觉得略显刻薄。而且无论他四叔这个皇帝做得有多么不合格，终究也是他的宗家长辈，给此恶谥则就有些过犹不及了。
    所以在稍作权衡之后，李潼便否定了这一谥号，责令礼官再作拟定。这一讨论便直接讨论到了九月，才终于确定下来一个谥号“愍”字。
    虽然说讨论故相王谥号的氛围很热闹，但整个朝廷也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一直都围绕这么一件事情来运行。过去这段时间里，随着河曲与河北两场大胜的消息快速传播，天下诸州府人事向洛阳汇聚的速度也是陡增。
    整个天下州府三百余个，八月的时候抵达洛阳的诸州府朝集使不过只有六十多个，诸羁縻外藩使臣则就更少。
    当然也不能说所有的州府都是存心拖延，不承认朝廷的权威，毕竟消息的传递以及人员的往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过去这整个上半年里，两京之间局势变化实在是太快了，让人目不暇接，甚至都远远超过了以朝局诡谲多变而著称的武周时期。
    但也不得不说，两场战事的胜利对于朝廷权威的重新建立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左右。有的州府虽然早早派出了朝集使，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行程不快、滞留于途。
    可是当朝廷接连战胜外寇的消息沿驿路向四方传播出去后，包括洛阳朝中百官于应天门已经开始劝进扶策，众多滞留于道途的朝集使们便再也不敢拖延，不管有着怎样的困扰，纷纷快马加鞭、昼夜兼程的驰驿而行，务求要用最快的速度抵达都畿。
    所以时入九月之后，诸州朝集使们几乎尽数抵达了都畿，包括距离天中最为偏远的西域以及交州等地。还有就是众多的蕃胡使者们，甚至就连吐蕃都派出了使臣。
    这当中值得一说的是吐蕃方面派来的使者分为两路，其中一路是来自其王城逻娑城，另一路则来自于海西吐谷浑故王城伏俟城。
    吐蕃王城使者自然是由其赞普派遣，虽然几次大战打下来，过往几十年间，吐蕃与大唐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对于内有强臣的吐蕃王室而言，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恢复与大唐之间的邦交，早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其国执政的王母没庐氏便曾派遣使者为其赞普求婚和亲。而等到李潼主政分陕时，在郭元振这个搅屎棍的操作下，更发生了西康女王内投事件，吐蕃王室也是顺水推舟的接受下来。
    所以吐蕃王城派遣使者到来，李潼也并不感到意外。倒是来自伏俟城的使者，让他感到比较诧异。吐谷浑故地向来都是噶尔家的专属领地，从彼处入唐的使者自然只能是受遣于大论钦陵。
    钦陵不仅仅只是吐蕃权臣，更是吐蕃国中坚定的主战派，是与大唐交战的急先锋，不仅是因其人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因为与大唐这样的庞然大物始终处于敌对状态，有利于他对国中权柄的长久把持。
    不说此前彼此间的交战积仇，单单李潼掌握陇西边务以来，便与钦陵恶斗数场。这一次东行问鼎，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来自海西方面的威胁，之所以定下十月西归之期，主要也是担心钦陵或会趁火打劫、挑衅陇右。
    可是现在距离他东行已经过了半年有余，钦陵非但没有对陇右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反而还绕过国中的赞普，自作主张的派遣使者前来道贺。而且这一路使者看起来就不像是场面应酬，因为钦陵竟然派出他的嫡子弓仁领队。
    李潼对此虽然颇感诧异，但更多的还是欣慰，这表明大唐在针对吐蕃方面的路线算是走对了，而且已经得见成效。
    高宗年间两场大败，虽然让大唐意识到吐蕃已经成长为不容小觑的西方大患，但在处理这一边患问题上，一时间却没有转念过来，无非是力强则攻伐，力弱则休养。相对于贞观年间搞定东突厥，包括之前的东征高句丽，在战略和战术层面都不够灵活。
    当年行台在与吐蕃初步接触的时候，虽然也是以正面战场上的作战为开端，但在接下来则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军事推进，而是充分利用吐蕃的国内问题，生造出西康国这样一个存在。
    当然，这样的选择也透露出几分无奈，当年的行台实在没有余力再在正面战场上进行推进，不得已转入偏谋略的路线。
    这样的选择虽然远比不上正面战场的攻杀让人感觉热血，但只要能收到效果，别的都是闲话。老子能弄死你就得了，管你死的够不够壮烈！
    这一次跟随海西方面的吐蕃使者入都的还有郭元振，对于吐蕃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汇报。
    “西康设藩以来，川西通于运输，陇南备置甲兵，九曲招聚诸胡，此皆蕃国内外所不能涉及之境。今蕃国故茹、吐谷浑故境与西康已成三足之势，拉锯互挟，各受掣肘。短时来看，钦陵最强，而西康最弱。西康虽无战术之力，但陇右、海东官军并非等闲，钦陵一动便是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其所控吐谷浑旧部，近年也频有离散……”
    讲起这方面的情况，郭元振自是如数家珍、眉飞色舞。随着他的讲述，李潼脑海中也渐渐形成了一个大概的战略形势。
    凭着过往的辉煌战绩，钦陵的军事才能当世无人敢于小觑，这是他能强权一方的底气所在，也是他倍受提防的原因所在。相信无论是大唐，还是吐蕃本国，只要钦陵有什么军事方面的举动，都会警惕有加，乃至于趋向于联合作战，最差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终得利的渔翁。
    西康国这个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巧妙，从地缘上来说其地分裂出去对吐蕃本土影响最大。但是因为西康本土军事力量薄弱，而唐军所驻扎的军队又在陇南地区，实际的处境上要对钦陵所部威胁更大。
    钦陵眼下最为势大不假，可其所出身的噶尔家族并不属于吐蕃原本的古老氏族，这就决定了其人权威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依附于赞普王权。
    随着壮年的赞普对他流露出来的敌意越来越浓，而他又远不具备父兄那种团结人物的政治才能，能够得到国中力量的支持就会越少。
    “其实今夏钦陵已有东图之意，欲联结白兰羌进图九曲之地。但因其国议盟所误，不敢轻率进军……”
    接着郭元振又讲述了一下吐蕃这一次议盟中已经有人提议要罢免钦陵的大论之职，虽然最终没有成真，但也极大动摇了钦陵在国中的威望。
    李潼这段时间收拾国内烂摊子忙得焦头烂额，此时听到敌国中君臣斗争烈度更强，忍不住就乐起来，然后又问道：“那么钦陵此次遣子来贺，意图为何？”
    “仍欲求九曲之地，其人告言若殿下肯给九曲，那么他便愿助我国深入西康，永不相攻。”
    听到郭元振这么说，李潼又忍不住大笑起来。割地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件事所反应出来的问题就让人高兴。
    随着在国中的权威与影响力日渐消弱，钦陵必然要越来越多的倚重吐谷浑遗民、白兰羌等这些被征服的部族。可随着大唐势力重新进入青海地区，单凭海西一隅实在很难支撑钦陵的野心。
    如今的他深受内外钳制，进退不得，以往以战养战的策略也不再凑巧，堂堂一个吐蕃军神，面对生死存亡之际，竟也生出了卖主求荣的念头。
    “吐蕃这两路使者，各自安排四方馆东西，暂时不必让他们相见。归京定礼之后，再召他们来见。”
    郭元振闻言后又连连点头，接着便眨眨眼拜在地上，满脸感慨道：“仆与殿下相结于微，素来都以门下走奴自诩。然此前贪于边功，失于拱卫之责，致使殿下轻身入险，仆罪大矣！殿下虽承天应命，无人能敌，然匡扶之功，仆竟缺于御前、不能鸣声事中，实在自责难饶，恳请殿下降罪处罚！”
    “前者王孝杰登殿请战，给其跳荡之用，不能实名列于功簿。今你既然诚心请罪，量刑几许可有自度？”
    李潼闻言后翻个白眼，然后便冷笑说道。
    郭元振听到这话后神情顿时一滞，片刻后才搓手干笑道：“臣既恭受使令，岂敢擅念东西，唯令所使，捐身以报！唯殿下雄姿高蹈，门下走狗亦与有荣焉，浪言失礼，打罚任由，实在不敢妄窥上意！”
    “既然已经领掌外事，故时浪态该要洗尽。不失矜持，不损庄重。西蕃如此大功，专心于事，能患无服紫之日？”
    李潼见到这家伙如此模样，脸色稍有缓和，但又正色说道。
    郭元振闻言后唯唯应声，接着又小心翼翼说道：“但知宠眷不失，仆大愿足矣！我主英壮雄器，无数世流争相献用，仆劣质无赖，生人大幸能争前从事，微功未着，所以诚惶诚恐，恐于日久爱弛啊……”
    李潼听到这番话，更觉无语，摆手斥退其人，但又吩咐宦者引领郭元振于廊下就食再退出。
    除了吐蕃国所派遣的使者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藩国使臣，那就是如今东北三国仅剩的新罗国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