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收复青海与重创吐蕃给大唐的边防格局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崛起于高原的吐蕃作为近代涌现出的新对手，给大唐所带来的压力与伤害甚至一度超过了几个传统意义上的宿敌。
    在此之前，大唐已经通过河朔方面的三受降城攻防体系将后突厥默啜可汗的势力阻截在了大漠以北，突厥虽然仍是贼心不死、屡有窥扰尝试，但至今都没有摸索出一个能够绕过三受降城而大举南下的有效路线。
    在东北方面，原本因为武周策略有误而祸乱整个河北的契丹叛乱被提前扑灭，随后张仁愿一系列强硬手段的操作，不止将东北的羁縻秩序重新建立起来，还扑灭了尚在萌芽中的渤海国这个未来所谓的海东盛国，牢牢将新罗的势力封锁在了半岛南部。
    可以说，如今的大唐已经彻底扭转了李潼在接手伊始那种四处漏风的边防状态，四周暂时已经不存在能够威胁到国运兴衰的大敌，接下来的边务必然要进行一番动作颇大的调整。
    无论任何时候，忘战必危，而若一味的穷兵黩武，又会给国内的民生政治带来巨大的负担。该要如何掌握这当中的平衡，对统治者而言是一个绝对不可松懈的命题。
    李潼所公布的第一桩人事任命，就是将青海此役的行军大总管夫蒙令卿召入朝中，担任枢密副使，作为张仁愿的副手，继续在朝中推动军政的分离。
    夫蒙令卿是原河源军黑齿常之的副手，经边老将、资历颇深。青海此战虽然没有太显赫的战阵之功，但却有调度之功，有着不俗的战略大局观。
    借着青海大战的余韵，李潼打算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彻底将枢密院掌管军事的职权与地位确立起来，武举才选、诸州团练、边将轮调、马械储备、军屯经边与边略攻防等诸事一概纳入枢密院。
    当然，这种深刻的改革决不可一蹴而就，毕竟三省六部的政治格局也是经过了长久的时代演变与磨合才最终形成。因此枢密院作为朝廷处理国之武事的要司，职权增加的同时，必要的分权与制衡也要跟得上。
    虽然要扩大枢密院的职权范围，但李潼并无意在朝中增加太多的冗司冗员，主要还是从原本存在的部司当中拆解合并。
    诸如原本就存在的鹰苑豹坊等武将培训机构，以及军器监、太仆寺、司农寺等诸司武事相关的人事机构，将会逐步纳入枢密院管制中，随着事务运转磨合成熟，逐渐的裁撤原本机构，成为枢密院下属分曹。
    听到圣人针对枢密院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设想，张仁愿不免喜形于色，一再表示会尽力落实圣人的相关设想。
    至于其他宰相与各司官长们，神情则多多少少有些异常。如此大规模的职事调整，已经触及到朝中权力格局分配的根本，力度要远远超过了武周革命时的诸司名号改变。
    不过枢密院的职权扩张，主要还集中在三省六部之外的事务性寺监，对朝政主体结构影响不算太大。甚至就连兵部这个重要的武司，暂时都未纳入调整序列中。即便调整过程中会有磨合与碰撞，仍在可控范围之内。
    陇右的夫蒙令卿归朝，其他几名大将职权也都各有调整。原本坐镇黄河九曲的薛讷担任青海留守使，沿积石山一线构建与吐蕃之间新的对抗前线。
    未来陇右要进行一番大撤军，削减朝廷在这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军务投入。薛讷的青海留守使便是青海方面的最高军事长官，而青海的驻军规模则保持在一万唐军精锐与两万诸胡城傍。
    青海大战伊始，李潼再次打出了吐谷浑王室这一张旧牌，但事实证明，吐谷浑王室在青海当地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号召力，所以他当然不会再多此一举的帮助吐谷浑复国，甚至就连青海国王这个封号，他都打算收回。
    针对这一问题，群臣也都进行了一番讨论，最终决定青海国王慕容万改封青海郡王。虽只一字之差，但却彻底抹去了吐谷浑作为一个羁縻政权的独立性。
    这么做虽然有些绝情，但慕容万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凡他在青海此战中表现出色一些，朝廷也不会做的这么激进。既然能力不行，就要承受代价。
    当然，眼下青海新复，还不适合彻底的放弃吐谷浑王室。青海当地那些新近归附的诸羌，也需要一条鲶鱼的存在来激发他们对大唐的恭顺。
    所以慕容万虽然名位有损，但同时又蒙恩入朝、担任宰相，以配合朝廷接下来对青海的一系列调整。
    慕容万本就不是什么霸气英主，又长期生活在大唐境中，入朝拜相的待遇跟留在青海做一个傀儡的吐谷浑王，他多半也乐于接受前者。
    李潼这么做，也是借鉴了历史上吐蕃的做法。历史上在解决了噶尔家这一大患之后，吐蕃便将吐谷浑莫贺可汗任命为大论，以确保青海仍然处于吐谷浑的统治之下，甚至联系较之以往更加紧密。
    慕容万入朝，青海当地不再设立名义上的统治者，而是取代以盟会的方式进行管理。当地诸部落按照各自所拥部众数量，在盟会上获得一定的席位与话语权，未来大唐将直接通过与这个盟会进行对话，间接的对青海实施管理。
    同时，这个盟会上的席位也决定了青海那些部落对大唐需要履行的一些义务进行配比。
    收复青海后，大唐废除了原本吐蕃或者说噶尔家在青海所实施的一系列征敛苛政，仅仅只保留了入贡与征募的义务。
    入贡分为春秋两季，贡额也并不高，每贡人取一缣。这样的征贡力度，绝对不算是什么大的负担，而且并不存在太大的强制性，因为大唐根本就没有掌握这些部族的具体人口数字，诸部落豪酋们如果不愿意，甚至可以一缣不缴，当然前提是要放弃在盟会上的话语权。
    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青海本身纺织业并不发达，大唐收取贡物的缣自身并不能生产。但这没关系，他们大可以前往鄯州，在那里的官造榷场将方物售卖换取。
    频繁的商贸与文化交流，是消除彼此陌生与敌视的不二法门，特别在这种边市交易中，大唐是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甚至在前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让利。不怕你赚，就怕你不玩。
    至于征募，则分为兵役与钱粮两个方面。诸部同样需要按照族员比例，每年召集一部分的青壮族员，与大唐驻军协同防守，以备吐蕃卷土重来。
    至于这方面所产生的钱粮消耗，大唐会承担一部分，不足的份额则就需要盟会进行筹措分担。毕竟大唐驻军也是在给他们守家，如果钱粮不继，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回防海东，而他们则就要再次承受吐蕃的掠夺鱼肉。
    当李潼讲起针对青海的这种统治模式，群臣在细节方面提出一些质疑与补充之后，很快便获得了高票的通过，甚至有的臣员表示大可以在别的地方也依法推行。
    这样的模式的确是让人耳目一新，大唐的恩威分享不再是针对于某一胡部势力，而是摆在盟会这样一个相对公开的平台上，任由地域中的胡部势力各自进行竞争，既能对诸胡部势力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同时又能避免当中狼子野心的胡酋狐假虎威、趁机壮大自己的势力。
    这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数年前发动叛乱的契丹大贺氏。契丹本有八部，但其中唯以大贺氏最为亲近大唐，也获得了大唐的重点扶植，结果就是养虎成患，大贺氏的李尽忠悍然叛唐，给河北与东北的秩序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不过李潼却并不打算即刻便将这一模式推及各方，首先成效如何还待检验，其次青海此地也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夹在大唐与吐蕃两大帝国之间，又经过噶尔家长期不恤民生的统治而导致人疲势穷，区域内并没有太过强大的刺头。
    想要将这样一个方案逐步推行为现实，也需要一个执行力极高的人，李潼所属意的人选便是郭元振。海东设立一州为顺州，郭元振将会担任顺州都督，兼领青海黜陟使，负责挑选成员、组建并监察青海议盟。
    如此，青海的军政秩序便格局初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观成效，并随时进行调整，而大唐也终于可以从青海这一战局当中抽身出来，大大减轻边务上的负担。
    接下来，陇右与青海便不需要再保持多达十数万的驻军规模，诸州仅仅只需要维持三到五万人的屯田兵，屯垦备战，钱粮方面的消耗可以完全依托当地自筹，甚至随着青海局势的平稳还会渐渐有所盈余。
    陇右回撤的人马，其中戍远经年者可以卸甲归乡，同时择其勋功优异者授给诸州团练职，为接下来的诸州团练与征兵储备基层的组织人才。
    另一部分人马，则就要在长安与京营禁军进行一番轮换调整，在这当中选募一万精卒，以郭知运为安西大都护、接替唐休璟镇守安西，增兵安西，加强对四镇的控制，在未来几年时间里，张国臂掖，围攻漠北的后突厥，彻底消灭东突厥的余孽！
    除了这些比较重要的人事安排之外，其他大军功士们，也都考虑他们各自的意愿与边务需求，或入朝禁卫，或北出碛口，为下一步的征战大计储备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