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叫‘谨慎’，小心驶得万年船,懂不懂？”
    “太小心了吧？我就是做一点最基本的工作,稍微高深一点的也轮不到我们学生参与啊。”
    “嗯，我会注意的，你要是不想继续待在档案室了,我给你找点别的事做。”
    “到时候再说吧,我先把手里这个案子做完。”
    同寝但没有同住过的室友吴婧是中文系的，她也是个积极分子,也刚交了入党申请书。她所在的中文系也给她安排了找档案的活儿。
    这天下午,吃过晚饭,宗齐光去打篮球了,姜明光回寝室看看。不能说大学四年连室友的脸都对不上吧。
    吴婧来开了门,姜明光惊讶的问：“你怎么哭了？”
    再一看,吴婧和其他几个女孩都眼圈红红的,她更奇怪了,“出什么事了吗？”
    吴婧勉强一笑，“没有。”小心的关好门。“我们正在——正在看一份档案。”
    “谁的？”吴婧一说她就明白了,别说，那些右|派里真的很多下场极惨,不知道怎么死的,也不知道死后怎么处理的遗体。
    “你看看吧。”吴婧塞给她一个作业本。
    档案肯定不能随便带出来,吴婧便用作业本手抄出来。
    这位学长是个女生,出生于1932年,亲舅舅参加革命很早，曾任江省的我党负责人，牺牲的也很早，1927年死于“四一二事变”，尸首沉在长江，再也找寻不到；母亲在解放前是少有的女性企业家，暗中帮助地下党，捐钱捐物捐药；父亲留学英国，回国后担任过一些国民党政府的职务，也曾经帮助过一些我党地下工作者；学长也能算是个富二代，白富美，接受过极好的教育，15岁就瞒着父母为组织工作，可以说觉悟很高。
    手抄档案中有不少同学师长对其的评价，称其“娴静似娇花流水，行动似弱柳迎风……”，又称其为“燕园林妹妹”。学长原本随父姓彭，解放后毅然跟不够进步的父亲决裂，去掉父姓，改“彭令昭”为“林昭”。
    同学的描述可能也说明林昭的身体并不好，并且素有才华，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跟林黛玉“碰瓷”的。
    林昭1954年以江省文科第一考进圆明园职业技术学院，填报志愿中国语言文学系，成了中文系才女。她的志向是成为当代最优秀的记者，选择了新闻专业（当时新闻跟中文还没有分开）。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57年5月底的一天。
    有人贴出了本校第一张大字报，因而成为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东大门外的马路上成了一个群情激昂的场所，林昭跳上桌子，问出来：“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现场群众记下林昭的一言一行，当时有人质问：“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林昭问：“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接着她又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们为了她的敢说而静默。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这位勇敢说出“刀在口上之日”的学长，在这天晚上写下了“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的日记。
    之后，更说出了“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这样的“真话”。
    在特殊年代，说真话的反而成了阶级敌人，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怕的事儿啊！
    档案很厚，以至于吴婧抄了整整一本作业本。其中收录林昭的“罪状”，很多日记，群众的检举信和“划清界限”的公开信等等。
    客观的说，学长很天真，换个人很可能就认罪了，但她从不曾认罪，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对呀，说真话怎么成了“错误”呢？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啊！
    1960年，林昭因某事被捕，她的父亲当时是“历史fan革命”，已经跟她母亲离婚，在街道接受群众监督改造，靠糊火柴盒为生，听闻爱女入狱，几天后自杀身亡。
    数年后，林昭死后，其母精神崩溃，流浪街头，最后死在沪城街头。
    平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是时代的悲剧。以林昭的文化素养和见识，做新闻记者会是一个“敢说真话”的记者，成为学者也会是个认真的学者，一定会在新闻界或历史、文学界有姓名。
    女孩子们哭得稀里哗啦，为学长感到惋惜和不平。
    但斯人已逝，我们能做什么呢？
    吴婧说：“学长是榜样，过去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只希望国家的未来越来越好！”
    姜明光深表赞同，“错误是很可惜，但正因为错过，现在才更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再次犯错。我相信国家是会越来越好的，人民会越来越富裕，国家会越来越强大。这一点一滴需要人去做，不做，就永远不会改变和改善。”
    “你说的很对。”另一个女孩说。
    “我觉着一个人的力量太少也太小了。”又一个女孩说。
    “一个人的力量是小，但无数个你我、无数个林昭便能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来我们不管做什么职业，都是在为这个‘力量’做出贡献。”吴婧说：“‘勿以善小而不为’，也不要轻视自己，女孩子一样能够做出大事业！”
    吴婧跟学长很像，也很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并不是贬义词，相反，“理想主义”才是人类的“灵魂之光”。
    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宗齐光说：“吴婧可比你进步多了。”
    “哎呀！怎么地？”捶他一下，“我还不够有觉悟呀？”
    “有有有，有觉悟的很！哎，你要不要进校刊编辑部？”
    “校刊？哪一本？”有好几本校刊呢，有学校党支部主办的，有学校共青团委主办的，也有院系自己主办的院刊，但一般都叫“校刊”。
    “《燕园》。”
    “你可以啊，进了学生会，变成有权阶级了。”本科生不到8000人，是因为正常招生这才是第三年。
    宗齐光嘿嘿一笑，“没有没有，我刚进去，说话不响，不过你要进校刊还是没问题的。”
    “我才大一，现在去校刊是不是太‘资浅’了？”
    “你笨了吧？我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恢复高考后的这一批学生，大多数都志向高远。进了大学就等于有了铁饭碗是生存需要，跟远大志向并没有冲突，媒体上、大学中，热烈讨论的也都是“我们要往哪里去”的宏大论题。
    特殊时期打乱了国家发展的步伐，导致经济倒退，闭关锁国，对外形象也相当糟糕。
    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一个有无限可能的时代。
    经过3年的讨论（76年到79年），当代大学生们已经基本认可了要从基础抓起，要从基层做起的路线。除了普通大学的基础学科之外，师范类院校是几乎所有省市考生最青睐的学校，进了师范院校，国家全包，师范生甚至还能省下生活费寄回家。
    “教育为先”是中国人的共识，只要能让孩子读书，稍微有点脑子的家长都会尽量支持孩子求学——女孩子除外。
    吴婧认为应该从基层抓起，要让学校挨家挨户去跟失学儿童的父母谈话，免收少收学杂费，尤其是女孩子。
    吴婧也是城里孩子，实际也没有真的下乡体验过。
    “你要知道那些家长的想法，懂得要让孩子上学的家长就已经算是有点文化了，我国的文盲率还是很高的，30岁的文盲大概——有10%？”姜明光不确定的说。特殊时期也导致基层工作很难做，很多统计数据都没有，比如文盲率，比如识字率。
    识字率的标准其实很低，国际通用的“识字”的定义是“15岁以上合法劳动人口能读写本国官方语言”，识字率顾名思义统计的就是该国能够“读写官方语言”的人数，识字率反应的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之初，识字率只有10%，文盲率高达80%以上。
    中文由于是象形文字，有识字和书写的双重难度，跟字母语言相比，难度大增，计算识字的标准也是全球最高。
    “很简单的事情，读了书就好找工作，文盲谁要呢？就是去当个跑堂的，你连菜名都不认识，你也做不了这份工作呀。”吴婧说。
    作者有话说：
    林昭的具体事情有兴趣的可自行搜索。
    本作者绝对拥护我党，所有关于我党的内容全部正面积极向上。由于晋江不让写我党全名，只能简称。
    第41章
    “道理我都懂,但实际基层做工作很难。那些人会觉得让十几岁的孩子在家里做事比上学好。”
    吴婧皱眉，“愚昧无知！”
    “对呀！”姜明光笑了，“没有知识可不就是‘无知’吗？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一点也没错。就说最基本的,为什么我国现在失业人口这么多，除了经济不发达导致就业机会不多之外,学历普遍偏低不也是原因之一吗？要是都是大学生或者至少高中生,自己又不太懒或者蠢，也不至于找不到工作。现在国家支持搞活经济，没有学历找不到好工作,摆个早点摊也行的,一样是为人民服务，赚的还不少呢！”
    吴婧叹气,“还是应该多读书,降低失学率。”
    “可是就学率也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事情,还是一个由上而下并且又还是由下而上的系统的问题。你得让农民有地种、有钱吃饭、有余钱能让孩子上学,而不是让孩子待在家里做事。还必须改变陈旧的传宗接代的观念,大力推行‘男女都一样’,鼓励女孩就学。”
    吴婧深有感触,“能读书的女孩子太少了。高中女生很少,即使在长安这样的大城市。”
    “是啊，女孩太难了,女孩的失学率比男孩高，很多家庭顶多让女孩上到初中毕业。这些女孩能干什么呢？进工厂？可工厂的岗位是有限的,有人退休才有岗位空缺。”
    “你这么说的话,似乎从上到下都做的不太好,我们缺少学校,缺少老师,缺少学生，缺少工作岗位。”
    “今年是建国30周年，要是能正常进行基础建设，30年怎么都能建设的不错了。”
    吴婧默然：是啊，到底是为什么基础建设几乎停顿了呢？建国30年了，实际真正搞基础建设的年头只有10年。
    姜明光又说：“不过问题也有两面性，我们正好赶上了最好的时机，可以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建设时代。咱们可以用20年的时间来弥补之前的损失，要追上这20年的损失，必须要更快更好的发展。”
    吴婧笑着说：“怎么什么到你嘴里都会变得更好？你真是乐观。”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已，时代在进步嘛，世界总体而言是越来越好的——怎么说呢？应该是越来越少的战争、越来越富裕的民众、越来越强大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性’。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只有20多年，而现在已经30多年没有全球性的战争了，以后也很难再发生全球性的战争，这就是进步。”
    吴婧糊涂了，“这跟世界大战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战争只会导致经济下滑，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都很大。其实所有东西的本质到最后都是为了经济服务的，就说上学吧，盖学校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地方上学，从而增加了教师的工作岗位；建造学校会带动当地建筑业的发展，还会让很多建筑工人有工作；你有一所学校，附近就会有居民区，还会需要很多早点摊，居民、学生、建筑工人都需要早点摊，这也是工作岗位；学校附近还会需要文具店、书店等等；孩子们都能上学、上大学，大学毕业后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建设国家的同时也需要吃喝玩乐，结婚生孩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样样都需要花钱，这不就是经济吗？”
    吴婧哈哈大笑，“怎么经济被你这么一说好像很简单。”
    “‘治大国如烹小鲜’嘛，道理是一样的。”姜明光一挥手。
    吴婧笑着摇摇头，“我不懂那么多大道理，我啊，以后有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就算是为社会主义祖国添砖加瓦了。”
    “事业心”人人都有，要说谁不曾有什么远大理想，那不可能，目不识丁的文盲也知道有钱可以吃香喝辣，过上好日子。学历教育和知识水平并不划等号，但当然，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区别。绝大部分人也只是想让自己过的好一点，但“过得好”和“建设国家”也没有冲突，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过得好”，就是为建设国家添砖加瓦啦。
    宗齐光不是很理解她为什么执着四合院，但理解她想花钱的需求，于是跟父母说了这事，又找了自己少年时的小伙伴问了一圈。
    宗家搬过几次家，早先住在东交民巷附近的一个四合院，宗齐光出生后不久，四合院被收公，宗家搬去大杂院；宗齐光上小学后，住在西直门附近一个小区；几年后搬进地质部大院。
    所以他的发小不少，阶层跨越大，从大杂院劳动阶级到部委大院官二代都有。
    首都这会儿四合院不少，还有数千个，大多成了住了很多户人家的大杂院，少部分还给了原主人。
    大杂院顾名思义，杂乱无章，乱搭乱建，不然怎么能住得下十几户人家呢。还给原主人之后，要花大力气才能整修如前，但修房子要钱，还要不少钱，有人就甩着不管。有工作的话，单位会分房子，可比乱七八糟的大杂院好多了。
    有没有人想卖四合院？别说，还真有！
    国庆节之后，首都的天气明显转凉，需要穿薄外套了。快到月底的一天，宗齐光带着姜明光去了安定门。
    阜成门在首都西面，安定门在北面，距离故宫都不算远，安定门稍远一点，在地坛附近，阜成门附近则是月坛。
    这时候首都也就住到三环，三环往外就算郊区了，二环内当然是好地方，治安又好，没有特别差的地带。
    尤其姜明光想起来安定门外再往北，将来会是亚运村和奥运村，奥体中心也建在那附近，将来这一片会发展的很不错。
    不过四合院本身不咋地。
    因为是在安定门外快接近安贞桥了，已经在二环边上快到三环，在1979年来说算是比较偏僻，又是大杂院，没有修葺过，里面搭建的房间居然有一间倒塌了。
    房东是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肤色黝黑，抽着“大前门”香烟。
    “瞧着吧，就这房子，破得很！我也没时间来收拾，也没钱。不过这么大一房子呢，给少了，我也不愿意卖。”
    发小说：“曾姨，最近怎么样？我陈叔身体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