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旧觉得乳房很胀，有的时候还是会肚子痛，医生说那是因为子宫在扩张。平躺着的时候，小腹会变得温热而紧张。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英文里面把孕吐称为“morning sickness”，因为从早到晚，我都像个得了绝症的人那样头昏乏力，恶心呕吐，胃里几乎留不住东西。我心情不好，脾气也变得很坏，很少有食物对我的胃口，总是嫌这个了，那个又太腻，或者就含着眼泪什么都不吃。
    Lyle并没有像通常的准爸爸一样鞍前马后的殷勤伺候，我也知道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心情不好，他会哄我一下，再多就没有了。像从前一样，如果见了面不开心，他宁愿不要见，反正有的是可去的地方。不过那段时间，我也无所谓了，太难受了，我更喜欢自己一个安安静静的难受。而且，他的出现总会带来意外的情绪波动，和更多的呕吐。
    第十一周，Caresse长到一英寸半长，7克重，完全成形了，皮肤是透明的，手指和脚趾已经可以分开，微小的动作舒展而又优美，按照书里说法，有的时候，它还会打嗝吞咽。一天早晨醒过来，我告诉Lyle，我觉得稍微舒服一点了。他把早餐送到床上来，托盘上放着一个紫红色的大信封，对我说：“婚前协议已经准备好了，你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权衡考虑，我想最好尽快给你。”
    我一时语塞，打开信封来看，里面是十二页厚实的A4纸打印的文件，约定了离婚或者配偶（也就是Lyle）死亡的情况下我能享有的财产权利和抚养费。林林总总分为十几个章节，包括对配偶财产的权利，继承祖传住宅之权利，享有基金滋息之权利，继承家族津贴之权利，作为法定继承人的权利，作为配偶财产执行人及管理人的权利，等等等等。
    我草草看过一遍，抬头看着他，说：“我会请人帮我看一下，什么时候要？”
    “婚礼之前随时都可以。”他回答，又补充说：“你不用太当真，就是个惯例。”
    “怎么能不当真？”我反问，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这上面的条款差不多有一份劳动合同那么多。”
    下午，我约了一个打过几场离婚官司的同学帮我看那份东西。她告诉我，这是一份堪称范本的婚前协议，滴水不漏，条件开的也很公平。之后我们一起去剪头发。从洗头的皮椅子上起身的时候，我扶了一下腰，动作有些不自然。她看在眼里，很快就恭喜我，已经有相当于她一年半薪水的奖金入账。
    在我父母到达纽约之前，我在SS事务所的一间会议室里签了那份协议。三十二楼，一个多月之前，在同一楼层，我被解雇了。有两名律师在场，但都是代表Lyle的，我代表我自己。旁边甚至有人在操作一架手提式数码摄像机，录下整个签署过程，好证明我不是受胁迫的。
    尽管我知道所有这些条款，见证人，这些形式，都是一次又一次恼人的诉讼之后的亡羊补牢之举，尽管我受过法律教育，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方式。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被轻易改变，就好像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Lyle，也不能改变我。但内心里，我愿意为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尽全力迎合他，改变自己，如果那样东西还在，我会一直迎合下去。不过如果有一天，那些东西不在了，没有什么可以给我补偿，也没有什么可以留住我，无论是钱，地产，还是滋息。
    45) 两个家庭
    Lyle的家庭结构很简单，近亲不过三个人，他的外公Gerard Baker，母亲Nicole Erasmus，妹妹Cheryl-Ann Walsh。我没写错，就是四个人四个姓氏，继承来的，或者结婚后改的。
    Gerard很大年纪了，我不太清楚他的岁数，不过他曾经告诉过我，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他跟我一样属猴子。我们接触不多，但他可能是那三个人当中比较好相处的一个。而照Nicole的说法是，他是老糊涂了。我猜他曾经也和菲兹杰拉德笔下的Anson Hunter相似，差不多生活在同一个年代的纽约，整个世界铺陈在面前，而他挑剔漠。不过现在，Gerard每年都要去温暖的地方过冬，为了他的缘故，甚至考虑过到加勒比海地区办婚礼，只是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那是“演员和流行歌手偏爱的方式”。这话出自Nicole之口，马上得到Cheryl-Ann和婚礼策划师的附和。
    Nicole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读书，毕业之后做过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时间很短，差不多就是一年零两个月。发表过的文章做成一本精致的塑封册子，如今已是打趣说笑的话题，只因为文章的主题大多是关于罢工、劳资问题和阶级冲突的。显然打那之后，她的生活方式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那段经历多少让她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之后她没有再工作过，在几个社团挂了主席或是秘书长的头衔，组织读书会，慈善演出和拍卖会。
    Cheryl-Ann的经历要简单得多。在纽黑文读书，毕业后跟着母亲做些社团工作。二十六岁的时候认识了在四十七街做生意的南非人Jaco Walsh。她花了一年半跟他结婚，七个月之后离婚，得到了论抽屉算的钻石和有色宝石。
    不知道是谁说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专门帮人解决家庭问题是治疗师？还是社会学家？如果是后者，我爸应该更能理解这句话。他是社会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所二流大学的社会学老师，不过，就算是他，恐怕也很难想象，这样两个家庭如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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